標題	和平學與台灣
作者	施正鋒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日期	2001/10/13

There never was a good war or a bad peace.

──Benjamin Franklin's Letter to Josiah Quincy, Sept 11, 1773

壹、前言

一般人對於「和平」(peace) 這個概念，帶著愛恨交織的態度。就理想的境界 (end state) 而言，和平當然是絕大多數人視為可慾的 (desirable) 的願景。然而，如果就過程、或是手段而言，不免有人會產生錯誤的認知 (misperception)，以為和平是懦弱的表現，尤其是在面對惡霸的中國文攻武嚇之際，任何求和的姿態只會進一步招來軟土深掘的宿命，甚至於讓人聯想到二次大戰前夕的「慕尼黑事件」，是姑息主義、綏靖主義 (pacifism)、投降主義。

為何會有「和平學」(Peace Studies ) 出現？原因在於我們不想要有戰爭。在一般人的想法裡頭，如果不要戰爭，就只好投降了。然而，我們是否有其他的選項？其實，就規範而言，和平是一種積極而勇敢的選擇，也就是說，在戰爭與投降之間，試圖要尋找第三條道路。

和平學是一門跨領域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以及心理學等等的運用學科，期許以科學的方式來研究如何獲致和平。根據Johan Galtung (1996)，和平學者的角色宛如醫生一般，有診斷、預防、以及醫療三項任務；從知識論 (epistemology) 的角度來看，就是實證／分析、批判／改進、以及建構／預防。首先，我們必須針對過去已發生的現象作觀察、歸納，也就是作資料蒐集的工作，以便了解甚麼是我們看到的現實 (reality)；其次，我們必須從事理論的建構，嘗試著去解釋為何會有這些現象出現；最後，我們必須決定甚麼是大家可以接受、或是想要追求的價值觀。

實證上的分析是用來結合資料與理論，也就是用資料來檢驗理論的優劣、對錯，並進一步作不斷的修正。批判上的用心是用來結合價值與資料，也就是用價值來判斷現狀的好壞是否符合我們的期待。建構上的努力是用來結合價值與理論，也就是根據理論來決定如何實踐我們的價值 (Galtung, 1996: 9-11)。我們把Galtung的和平研究三角觀點 (頁11)，稍加修飾如圖1。

當前和平研究的主流仍然停留在實證的階段，採此途徑的學者會盡量避開價值判斷的議題，想辦法要以「客觀的」方法去驗證理論是否與觀察得到的規律、或模式相符。譬如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 (IPRA) 支持的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就充滿了量化的論文，反映的是政治學界的「政治正確」。不過，也有不少學者不滿意這種走向，堅持從事對於和平真諦的探究、或是搜尋獲致和平的途徑；他們在IPRA 的人數較多，在每隔兩年舉辦的大會／學術研討會活躍，論文卻較難獲得JPR的青睞，因此有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問世。至於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比較傾向戰爭、或衝突研究，不能算是和平研究的學術期刊；Security Dialogue主要探討衝突化解的途徑，反而比較傾向於和平研究。相關的期刊還有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以及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會有這樣的研究走向，又與學者的區域分佈有相當的關聯，譬如北美洲　Consortium on Peace Research,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PRED) 的成員比較習於衝突的實證研究，出版季刊Peace and Change；相對的，European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 (EuPRA) 的研究就比較多元化。

我們細看政治學界裡頭，對於和平議題有涉獵的學者大致是專攻國際關係學門。如果是支持現實主義 (Realism) 者，大多會關注國家安全、或是相關的戰略研究，因此「衝突研究」或「衝突解決」(conflict resolution) 才是主軸；當他們提到和平之際，往往是用「戰爭與和平」，也就是用和平來掩護對戰爭的興趣。如果是服膺理想主義 (Idealism) 者，一定會毫不猶豫自承是和平研究者，而且往往是身體力行的和平運動參與者。雖然兩者的對話不多，卻有名目上的交集，也就是彼此都想要作「化解衝突」(conflict resolution)。

和平學的最大特色是結合了研究與實踐，因此，熱衷參與和平研究的人並不限於學者；其實，成立於1964年的IPRA ，其成員包括不少站在第一線的教育家（中、小學老師）、以及和平運動的推動者，譬如宗教家、藝術家、文學家（特別是詩人）、媒體工作者、甚至於一般的老百姓。不過，學者面對的壓力特別大，因為他們毫不靦腆地承認其學科是為了要追求某個目標，也就是和平，不會忸怩作態，因而往往會被同儕譏為「政治化」、「有意識型態上的立場」、或是「具有規範性偏見」(Goldstein, 2001: 146-47)。特別是在東西冷戰時代的高峰，倡言和平的人難保不被質疑是否為共產陣營的同路人。不過，誠如Barash (1991: 25) 所言，和平學者不用假裝是「中立的」，卻可以合乎科學的「客觀」標準。

和平研究的起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人類史上第一次有那麼大規模戰爭，經歷恐怖的死亡意象，開始有人認真思考如何消彌戰爭，因而促成和平學的出現 (Barash, 1991: 25)；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美國在廣島、以及長崎投下的原子彈造成嚴重傷亡，激發美國人Theodore F. Lentz在成立Peace Research Laboratory。二次戰後，面對美蘇之間的對峙，夾在中間的西歐國家開始興起和平運動，廢武、裁軍、以及建立非核戰區的呼聲強烈，而北歐國家在Johan Galtung的影響下，相繼成立和平研究機構。受到越戰的衝擊，美國學界也開始積極投入和平研究；目前在美國，大概有兩百多家大專院校開相關的課程。

IPRA內部的學術分組 (commissions) ，大致反映成員在研究上的分工，然而，分組的標準並非相互排斥，而且可以依照興趣跨組。「衝突解決暨和平建構」是最大的分組，因為結合了理論與實務，有較大的對話空間；「國內衝突」也有類似的性質，特別是對多元族群國家的關心，尤其是內戰；「和平理論」是跨學科的介面，也是探討領域發展的尖端。「和平教育」的成員也不少，反映出實務界的關心；相關的分組有「和平運動」、「和平史」、「宗教與和平」、以及「非暴力」。由運動面切入的分組有「和平與生態」、「性別與和平」。「東歐」分組關注民主化、以及經濟發展的問題；「全球政治經濟」則著重南北間的差距如何縮短。「國際人權」原本關切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權問題，目前也把注意力擴及東歐的少數族群；「難民」也是新成立的相關分組。「安全暨裁軍」是傳統的領域，在蘇聯解體後已隨著式微。「和解」、以及「原住民族權利」是新出現的分組。

目前和平研究者的方向／歧見，主要在和平意義的深化／廣化、以及如何達成和平的境界 (Barash, 1991)，我們分述如下。最後將探究民主、自決、與和平之間的關係。

貳、和平的意義

陳水扁總統在擔任立委時，一再建議打「和平牌」，主張兩岸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和平協定、或是仿效東西德的『基礎條約』，要求以限武裁軍來維持和平共存的目的；在選舉過程中，他除了表示要追求「永久和平」，建議種種軍事互信機制，包括在海峽中線設置「軍事緩衝區」等等外，更表示「不必害怕和中共政治談判」，要和中國全面性對話與協商；他在選後自許為「台灣的解者」，表示要設立「國際和平基金」，要頒發「國際和平獎」給研究、或促進兩岸和平有功的人。

日前，副總統呂秀蓮發起「世界和平台灣聯盟」，舉辦「世界和平、台灣發聲」活動，邀請五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來台參加「世界和平論壇」；不過，在外賓雲集的「世界和平之夜」上，表演主軸「鐵獅玉玲瓏」竟在結束高潮喊出「兩岸和平統一才是我們中國人的希望」。事實上，中國二十年來高唱「和平統一」，卻「不排除武力統一台灣」。究竟，大家口中的和平是甚麼？

傳統對和平的詮釋，主要是沒有戰爭、或是暴力。站在目前的和平研究角度還看，都只能算是消極的、或是「負面的和平」(negative peace)，例如在冷戰時期，美、蘇之間透過恐怖平衡 (balance of terror) 而沒有正面衝突，然而，那種長期相互嚇阻的緊張狀態，可以算是和平嗎？如果是在暴力威脅、或在支配關係之下，即使沒有流血、或是不敢抗爭，和平只不過是奴役的同義詞。進一步而言，第三世界的百姓如果連溫飽都沒有，雖然沒有戰爭，那種和平又如何？

在這樣的反省下，比較廣義、積極、「正面的和平」(positive peace)，是要消除「結構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以社會公義來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也就是在肯定生命的價值、生命的尊嚴的基本前提下，如何建構一個比較好的社會結構。

根據Galtung (1996: 1-3)，負面和平屬於治療的性質，正面和平才能有效預防衝突。另外，Smoker與Groff (1996) 進一步深化和平的概念，提出人類在環境、婦女、以及心靈上的和平需求；我們綜合上述的概念化，先描繪出和平的第一個面向（圖2）。

如果由和平途徑要解決的對象來看，負面和平要處理的，是表面上看得到的「直接暴力」(direct violence)，譬如因戰爭、或衝突所帶來的傷害、或死亡，而正面和平要解決的是間接的、殺人不見血的結構性暴力，也就是因為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制度所造成的壓迫、剝削、歧視、偏見，以及隨之而來的流亡、貧窮、飢餓、疏離、或自我否定。Galtung (1996) 又由結構暴力抽離出「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 的概念，也就是文化體系蘊藏的價值觀，用來合理化直接暴力、以及結構暴力。其實，我們可以把軍事／直接、政治與經濟／間接、以及文化暴力，視為我們可以努力的四個場域，由此構成和平的第二個面向。

Smoker與Groff (1996: 90) 又將和平分為人的「內部和平」(inner peace)、以及「外部和平」(outer peace)。這是分析層級的範疇，不妨簡化為個人、家庭、社區／族群、國家、以及國際體系六個層級，可以用來構成和平的第三個面向。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和平，早期比較重視國家之間的和平，然後逐漸向國際體系、以及社區／族群層級擴展，現在則包括家庭和諧、以及個人的心靈平和。

參、和平的途徑

如何來達成和平？如果從國際關係的學派來看，理想主義者相信可以透過國際制度／機構的設立，鼓勵國家之間相互合作，譬如國際聯盟、以及聯合國；甚至於，有人主張成立世界政府、或是世界性的聯邦體制 (Claude, 1962)。現實主義則者認為，在國際社會呈無政府狀態的情況下，戰爭、以及衝突就像下雨一樣，有時下雨、有時天情，沒有特別的地方，國家能作的就是尋求自保，以武力來進行嚇阻 (Adler & Barnett, 1998)。持建構主義者則強調如何去了解國家認同、國家利益、以及國家安全的形成 (McSweeny, 1999; Katzenstein, 1996)。

具體而言，我們可以進一步歸納成三類作法：較保守的目標是如何保持現狀，在衝突發生以後，如何避免近一步惡化，也就是「維持和平」(peace-keeping)，或是如何「恢復和平」(peace-restoring)；這是要依賴他人來義助，譬如聯合國派軍。主動的作法是要「營造和平」(peace-making)，積極降低彼此的敵意，想辦法建立和諧的關係，甚至於不惜改變現狀，全力「建構和平」(peace-building)。

我們根據Alger (1999) 的歸納整理，參酌Jeong (2000) 的詮釋，輔以Barash (1991) 的入門書，再參考Jeong (1999)、以及 Alger (1998) 分別編輯的專書，將獲致和平的二十二種途徑作簡單的介紹，並且在可能的情況下，嘗試帶入國內的經驗，設法讓國內出現過的相關名詞、措施，都能找到適切的定位。

我們稍微修正了Alger (1999: 16, fig. 2) 的鋪陳方式，以「正面和平／負面和平」、以及「政府／民間」兩個軸線，將這些途徑分列在四個象限。我們從圖3可以看出來，和平途徑的發展，大致是由政府間所追求的負面和平，逐漸轉向為由民間來進行正面和平。不過，當前謀求和平的方式，還是集中在政府的努力；在1990年代，雖然有人道干預、預防外交等新途徑出現，不過，在本質上，還是比較著重在傳統的負面和平（第三象限）。

一、外交談判 (diplomacy、negotiation、bargain)

外交談判是國家之間最早嘗試的求和手段，也就是透過國家代表作交涉，即官方的「單軌外交」(track one diplomacy)，甚至於由元首親自出馬召開高峰會議，以雙邊、或多邊的方式協商如何避免戰爭、或是解決衝突 (Brady, 1991)。不過，談判並不一定保證和平，尤其是在雙方實力不對稱之下，和解的條件往往是不平等的。從歷史經驗來看，互不侵犯條約往往是以時間換取空間的權宜作法，而屈辱的和平條約更是醞釀更大衝突的寧靜前夜。

不過，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協商管道，敵對的雙方可以設立「信心建立機制」(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想辦法降低彼此緊張的狀態，確保軍事關係的穩定、軍事政策的透明、以及軍事演習的通告，尤其是熱線的設置，以避免情報研判錯誤而開戰 (Jeong, 2000: 147-49)。

在過去，中國國民黨政府由於在內戰敗於中國共產黨，幾度談判失利，對於談判仍然心有餘悸。在蔣經國主政時代，即使已經不再堅持「漢賊不兩立」式的對抗，對於彼岸的敵手採取被動的「三不」自保政策，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繼任的李登輝雖有西和的傾向，而台灣海峽也大致平靜，卻苦於無法與對方平起平坐；「密使」只能算是治標的信心建立機制。陳水扁總統一上任即積極表達求和的意願，同樣陷於「一個中國」的先決條件。由此可見，程序上的外交談判能否成功，還是決定在實質內容，不能將談判視為最終目標。

二、合縱連橫 (balance of power)

Balance of power是一個歧議的概念，既指和平的策略（合縱連橫），也代表某種和平的境界（均勢平衡）。對於服膺現實主義者來說，國家安全決定於實力 (power)，具體的作為則在如何於近似無政府狀態的國際体系中，如何透過「合縱連橫」來建立、或是維持「均勢平衡」的狀態、或體系。具體而言，如果不是想辦法來提高自己的軍備，再不就是要去追求軍事同盟 (alliance) 來取得均衡 (equilibrium)。這個策略起碼是用來嚇阻潛在的侵略者，甚至於要用來防止任何強權獨大，以求得戰爭的避免。譬如戰後由於美、蘇之間的相互制衡，所以國際間並沒有大型的戰爭發生，因此，人類得以避免全球性的戰爭。

然而，過去五十年間，區域性戰爭（譬如韓戰、越戰）、或是代理人式的戰爭（譬如安哥拉內戰）不斷發生，並沒有真正的和平。此外，敵對的雙方相互猜忌，為了想要制衡、甚或超越對方，往往會投入過多的資源在軍事方面，反而會造成武器競賽 (arms race)，終究會導致戰爭，譬如一次大戰的爆發。即使沒有戰爭，國家資源也會因為部門失衡而有害經濟發展。

在冷戰時期，美蘇兩個霸權倚仗核武相互對峙，美國在全球各地廣結多邊或雙邊的軍事結盟來圍堵共產集團，特別是北大西洋公約，而蘇聯也成立華沙公約組織那種集體防禦性結盟 (collective defensive alliance)。在這種國際局勢下，台灣的安全大致透過與美國的『協防條約』(1954年)來獲得保障。從1970年代起，美國因為尋求與中國進行戰略性合作來對抗蘇聯，不得不放棄與台灣的邦交，但是美國國會隨即通過『台灣關係法』(1979年)來取代協防條約。儘管當前美國對台灣的戰略承諾刻意含混其辭，但是『台灣關係法』的實質效力可說是「准軍事同盟」，而且也在1996年台海危機中獲得印證。

隨著蘇聯在1989年解體，國際體系出現結構性的變化，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價值相對下降。中國的軍費在1980年代維持穩定，但是在1990年代開始成長；美國內部迄今對於中國在軍事現代化後是否會構成威脅，尚未能達成共識。『美日安保條約』新方針的提出 (1997年)，即使未必是用來圍堵中國，至少也有透過軍事整合來維護東亞均勢的用意。在這個背景之下，台灣任何與日本在軍事上進一步接觸的努力，概可視為藉日、美聯盟的鎖定 (linkage) 來強化美國對台灣的軍事保障承諾。

三、集體安全 (collective security)

不論是早期從理想主義、或是當前由新自由制度論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的角度來看，倡議集體安全者認為如果能透過全球性、或區域性安全機制的建立，當發生侵略行為之際，可以藉著政治、經濟、或軍事制裁 (sanction) 來對侵略者當頭棒喝，以確保成員國家的領土完整、以及獨立主權，因此，光是擊鼓鳴之就有嚇阻擴張主義的功能。集體安全介於世界政府的集中權力、以及均勢平衡的全力分散。

集體安全的概念源於Woodrow Wilson，並且被國際聯盟正式採納，戰後，並為聯合國強化沿用；聯軍在韓戰、以及波斯灣戰爭中出兵，就是集體安全的明證。問題是，並非所有的國家都願意加入蘊含此一機制的國際組織，譬如美國並未參加國際聯盟。如果侵略者是自己的盟邦、或是巨鄰，成員國是否願意共襄盛舉？譬如義大利入侵衣索匹亞、日本進軍滿洲之際，國際聯盟束手無策；同樣地，蘇聯入侵芬蘭、及阿富汗，也未遭到懲處。此外，在以暴制暴的精神下，戰爭規模也有擴大的可能。

在過去十年來，台灣一直想要重返／加入聯合國，除了有走出孤立主義、開拓國際空間的考量外，多少也有期待將台海安全國際化的思維；然而，由於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享有否決的特權，台灣連都不得其門而入，更遑論企盼集體安全的適用。李登輝雖有亞洲集體安全之議，但是除非東亞強國（美、日、中）的支持，終究是空中樓閣；此外，議者構思中的集體安全體系概為排他性的，是針對中國這個惡鄰用的，其實是軍事同盟，而非集體安全。

四、和平調解 (peaceful settlement、dispute settlement)

和平調解是指當衝突發生之際，雖然雙方循外交途徑失效，卻同意由第三者介入，以避免衝突繼續惡化、或是兵戎相見。常見的調解方式有派遣調人 (good office)、進行調查 (inquiry)、調停 (mediation)、斡旋 (conciliation)、仲裁 (arbitration)、或是司法裁決 (judicial settlement)。從國際聯盟到聯合國的憲章，都有具體的條文來規範和平調解的程序，尤其是後者。

目前，聯合國的安理會有建議和平調解的權限，不過，它的建議是否會被當事國接受，頂多只能仰賴公開辯論所帶動的國際輿論壓力；如果安理會成員意見分歧，調解勢必要被迫停頓；此外，如果涉及強權，安理會也缺乏強制執行的能力。當然，大會也可以作出和平調解的建議案，然而，由於人多口雜，論壇的意義大於實質的決策。儘管如此，聯合國秘書長往往可以積極地擔任調人。從中東、波斯尼亞、到北愛爾蘭的和平協定，美國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特別是國家元首親自出馬，譬如柯林頓以幾近強制的方式說服波斯尼亞交戰各方達成協議，同樣地，柯林頓也以經濟利益鼓勵愛爾蘭對北愛爾蘭議題作出讓步。

由於台灣並非聯合國成員，因此，相關的和平調解機制無法適用，尤其是中國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具有絕對的否決權，因此，連起碼將台海議題列入討論議程、或是邀請秘書長擔任調人的可能都微乎其微。我們並非天主教國家、或是前英國屬地，因此，很難敦請教宗或是英國女王出面調解；曾經統治過台灣的荷蘭、西班牙、或日本的國家元首似乎缺乏斡旋的興趣。

唯一與台灣關係密切、而且具有國際威望的是美國。儘管台、美之間的關係不對稱，然而，若非美國於戰後提供軍事、及經濟上的支援，台灣難抵中國的壓制、或封鎖。自從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雖然對於中國宣稱「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不可置否，卻開始將其對台、對中關係脫鉤，也就是分別以『三大公報』、以及『台灣關係法』為指針；她雖然強調台海「和平解決」的大前提，甚至於在柯林頓執政時期隱約展現促和的壓力，卻一直公開排拒擔任兩邊的調人。

因為經驗使然，國民黨一向對於美國的調解有所保留；有有人擔心台灣會淪為美國的籌碼，尤其是中國在國際上挑戰美國獨霸之際。相對之下，從黨外到民進黨，民間對於美國普遍有好感；陳水扁總統已對來訪的美國友人表達殷切期待之意，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早先也曾表示歡迎美國出面。只要美國尊重台灣人的民族自決權，大家共同來確保公平的談判架構、以及氛圍，我們自當展臂歡迎；當然，前提是沒有必要再劃地自線、擱置主權、甚或反對台獨。

五、廢武裁軍 (disarmament/arms control)

顧名思義，廢武是指廢除現有武器、並且不再購買新的軍備；不過，通常是由戰勝國要求戰敗國進行廢武，以防止後者重整軍備。而裁軍、或是限武透過國際協定來規範武器的發展、儲存、或使用，或是限制軍事預算。廣義來看，兩個名詞往往交替使用做，譬如「全面限武」就是「廢武」。

廢武的理由很簡單：既然武器競賽是造成國家戰爭的來源，如果沒有武器，就不會有戰爭、或至少降低戰爭的機會，以可以避免「安全困境」，進而建立彼此互信的氣氛，因此，就有助於和平的取得。我們必須指出，主張裁軍廢武的人並未宣稱從此就可以消弭戰爭，而是如果不幸戰爭，至少可以降低彼此傷亡的人數；尤其是對於核武限制，可以避免「相互保證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即MAD)。

裁軍廢武是國際聯盟促成和平的主要途徑，並在1930年代達成不少協定。戰後，聯合國雖然淡化其功能，但國際上也嘗試針對ABC武器的使用作限制，也就是原子彈、生化武器、以及化學武器，相關的措施包括設置熱線、成立非核戰區。強國之間談判的重心則在核子武器的部署、試爆、戰略核武的限制。

Sakamoto (1987) 指出裁軍廢武難以推行的三個結構性因素：強權軍工官複合體 (military-industrial-bureaucratic complex) 的經濟成長本質、大國為了維持威望而裹足不前、以及第三世界或獨裁國家追求武器購買。Galtung (1984: 214) 除了指出各種執行上的困難外，更認為裁軍廢武並非和平的充分、或是必要條件：首先，限武並不能保證穩定；此外，起碼的軍備是維持內外國家安全所需。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裁軍廢武與和平條約一樣，很可能是為了對付主要敵人的權宜之計，因此，短暫的和平或許只是假象。而戰敗國往往會視硬加諸身的裁軍廢武為民族羞辱，反而會激起報復性的反彈，譬如一次大戰後的德國。而宋襄公式的片面自廢武功，即使用意不在求饒 (appeasement)，往往會招致宿敵趁機挑釁，譬如伊朗於1979年革命後將低軍事開銷，伊拉克藉機入侵。最大的挑戰在於人們並不相信是「武器導致戰爭」，而是「為了戰爭而準備武器」(Barash, 1991: 352)。

在總統競選間，國民黨候選人連戰曾提出以「台海和平區」來化解衝突（《中央日報》2000/2/1），但內涵有待強化說明。而陳水扁的「緩衝區」比較像軍事互信機制；不過，民進黨前主席曾提出「金馬軍事化」的觀點，當時引起競選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強烈反彈。民進黨自來也有台灣「中立化」的訴求，不過，若要台灣取得中立國的身分，至少要週邊強權的首肯。

Peacetime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曾提出研議縮減國防預算100億、以援助中國開發大西部的可能性。不過，我們即使有表達善意的誠意，如果中國未能相對表達善意，是否會因此將省下的經濟發展經費轉而購買軍備，尤其是攻擊性武器？我們以為，如果將經濟援助改為急難救濟，委由非政府組織統籌運用，並且限制採購台灣物資，或許國內的阻力才會降低。

六、功能主義 (functionalism)

功能主義是聯合國創新的和平途徑，希望透過國與國之間的合作，來共同解決共同的社、經，因此特別設立了「經濟暨社會理事會」(ECOSOC)。根據David Mitrany揭櫫的功能主義，和平的真諦除了要降低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外，更要求基本需求的滿足、以及公共福利的創造；為了要提高治理 (governance) 的效能，技術官僚有必要作功能上的合作。大體而言，功能主義的首要目標是追求經濟合作（或統合）。

台灣也有人援引功能主義式的思考，譬如前民進黨主席許信良主張「大膽西進」，期待能透過兩岸之間的經貿合作，來降低彼此潛在的政治衝突。面對國內利益團體降低成本的壓力，民進黨近年來已調整為「強本西進」，甚至於持續鬆動而開放三通。然而，由於兩岸的歧見並非一般單純的領土之爭，而是中國強硬否定台灣生存的正當性，再加上兩國先天在社、經上的差異、以及懸殊的版圖，長此以往，即使不去考量國家安全機制的安排，兩岸的經貿關係將是台灣倚賴中國，而非相互倚賴 (interdependence) 。基於經濟安全的考慮，近乎於「新孤立主義」(new isolationism) 式的選擇性經貿政策，也就是李登輝總統任內主張的「戒急用忍」，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能透過類似「亞太經合會議」(APEC) 的多邊結構安排，亞太國家或許逐漸能接受「共同安全」(common security) 的概念，也就是各國的安全是不可切割的，並且能進一步將彼此的安全關係制度化，使台海的緊張情勢不再被視為兩岸的家務事，而有可能取得至少是區域性的關注而獲得舒緩，這才是功能主義的真正體現。

七、自決 (self-determination)

根據Ronen (1979)，自決是人們想要掌握自己的前途、想要自由、不想被人宰制的期待；簡而言之，自決權是指人們有權決定自己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上的安排。民族自決權　(right to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是「天經地義」(inherent) 的權利，而非他人「授與」(delegated) 的，也非「引申而來」(derived) 的。具體而言，只要一群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個民族，相信彼此的集體福祉必須透過國家的享有來保障，也就是想要有自己的國家，就不應該被壓制；一旦他們的自決權被剝奪，衝突是不可避免的。

由過去兩百多年的歷史來看，民族自決權雖然被視為普世的原則，然而，它的實踐往往是高度選擇性的，甚至於是強權用來瓦解對手的工具，譬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奧匈帝國、以及奧圖曼土耳其。相對地，具有侵略性的國家也會利用解放居住在他國的同胞為由，搶行入侵鄰國的領土，譬如希特勒佔領捷克的蘇得台地、以及塞爾維亞人的八爪魚般擴張。

從國際聯盟永久託管委員會 (Permanent Mandate Commission)、到聯合國託管理事會 (Trusteeship Council)，昔日的殖民地大致以和平的方式取得獨立。聯合國通過的『國際公民暨政治權規約』(1966)、以及『國際經濟、社會、暨文化權規約』(1966) 在第1條、第1款開宗明義都指出：「所有的民族享有自決權」(All peoples have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又在第2款賦予「所有民族可以自由處理其天然財富及資源」，並在第3款敦促簽約國「促成自決權的實現」。不過，到底民族的意義為何，上述規約中並未詳述，而且其第26條又重回『世界人權宣言』的作法，強調的是「所有的人」(persons)。

在冷戰結束以來，雖然美、蘇之間意識型態之爭終告結束，地區性的衝突卻未因此停止，特別是與族群 (ethnicity) 或民族 (nation) 相關的衝突往往演變為兵戎相見。也因為如此，不少人視民族自決、以及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為邪惡之物。其實，民族主義的起源是正面的思考，推動者相信這是人類走向和平的途徑，問題出在實踐者的手段為何。

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曾經考慮未來將台灣暫歸盟國託管；日本在戰後放棄台灣，盟軍將台灣交給國民黨的中國，台灣人迄今尚未有行使自決權。如果有人反對台灣人有自決權，主要的理由是台灣並非殖民地，這種說法枉顧台灣曾經被日本殖民統治的事實。冷戰結束後，蘇聯、以及南斯拉夫提供不同的對照例子：如果蘇聯算是殖民帝國的話，南斯拉夫絕非殖民者，而是多民族（族群）的國家；然而，解體後的各國都能相繼加入聯合國。相對的，被俄羅斯佔領的車臣、以及中國統治的新疆卻不能獨立，可見，自決權還是受到制強權的選擇性詮釋所約制。

目前的民進黨政權庇護於中華民國體制，不太願意明說自決選項的偏好，頂多是不願接受當前中國政權的統治；李登輝的獨台路線，也就是「台灣人自己管自己」，看來是日制時代的自治要求。在戒嚴時代，由於沒有言論自由，黨外人士只能以「自決」來當「獨立」訴求的代理；可惜，目前的政治人物則多視「政權取而代之」就是「台灣已經獨立」。

八、人權 (human rights)

人權是人們獲致和平的必要條件；一個沒有人權的社會，即使沒有流血衝突，也不能算是有和平。再來，政府如果壓抑人權，其涉外行為會傾向於比較好戰。當然，隨著國際潮流不能忍受「人權為內政」的看法，如果境內的少數族群遭受人權迫害，國際社會很有可能進行人道干預 (Barash, 1991: 485-86)。

人權是聯合國所獨創的和平途徑，憲章上明文指出人權的推動，是國與國之間維持和平關係的所必需。如果我們把自決權也納入人權的範疇，那麼，這裡關心的已進入正面和平。除了『世界人權宣言』(1948) 外，聯合國在1966年通過國際公民暨政治權規約』、以及『國際經濟、社會、暨文化權規約』，又陸續通過了各種有關婦女權、兒童權、少數族群、原住民、無國籍者、難民、奴隸、或強迫勞工權利的宣言、規約，由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人權委員會」(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負責推動。

台灣籍的菁英在「二二八事件」(1947) 中慘遭屠殺，整個社會陷入極度恐怖之中。在所謂「動員戡亂時期」(1949-90)，台灣住民的公民權、及政治權被限制，人性被戒嚴文化嚴重扭曲，人與人之間普遍缺乏信任感，即使內部政局大致穩定，人的心靈難稱和平。卡特擔任美國總統 (1977-81) 的初期高唱人權外交，異議份子透過「告洋狀」的方式來取得紓解，國民黨政府恨之入骨，卻又敢怒不敢言。不過，在「中美」斷交後 (1979.1.1)，國民黨無所顧忌，因而有「美麗島事件」(1979)、「林宅血案」(1980)、以及「陳文成事件」(1981)；雷根上台後 (1981-89)，國民黨歡欣鼓舞。

一直要到李登輝在總統任內 (1988-2000)，逐步進行自由化、及民主化，台灣的人權狀況才漸漸改善，特別是隨著動員戡亂時期結束、以及『刑法』一百條修正 (1992)，基本公民權漸次恢復。在二屆國大、二屆立委正常改選後 (1991、1992)，百姓在1996年首度直選總統，政治權也大致取得。陳水扁總統誓言「人權立國」，要把『國際公民暨政治權規約』、以及『國際經濟、社會、暨文化權規約』國內法化，不過，外交部卻以其中「自決條款」過於敏感而裹足不前。

在實現第一代人權後，社會福利措施在1990年代快速擴展，第二代人權也正在大部邁進，目前有待努力的是第三代人權，也就是集體權的實踐，特別是原住民的主權、認同權、自決權／自治權、文化權、財產權、及補償權。此外，如果有某族群長期覺得遭受偏見、或歧視的待遇，不只影響我國形象，也可能構成外介入的藉口（施正鋒，2001）。當然，外勞、外籍新娘、「大陸妹」、以及其他因故滯留外籍人士的基本人權也不可忽視。對外而言，國內一向功利，對於國際事務缺乏關懷，特別是對於弱小民族視若無睹，自難形成擴越國界的相互奧援。在台灣急欲突破中國的外交封鎖之際，原住民的工具性價值才稍被重視；近日成軍的「海外志工」，可以勉強算是跨出第一步。

九、維持和平 (peacekeeping)

維持和平是指在取得交戰雙方的同意下，由聯合國派遣部隊執行停火、並且居間設置非武裝走廊，以防止衝突繼續惡化，有點警察的角色 (Druckman, et al., 1999)。維和部隊通常只配備防衛性的輕型武器，由國際形象看來比較中立的國家出兵，譬如瑞典、加拿大。不過，由於維和行動必須先獲得安理會授權，萬一有任何常任理事國杯葛，部隊就不能成行；而後勤支援、以及財政負擔，也是成功與否的先決條件。

由於美、蘇之間在冷戰間的敵對，大大限制了集體安全制度的運用，因此，維持和平機制的出現是一種妥協，純粹是為了阻止衝突、遏阻戰爭，原先並沒有懲處侵略者的意味，比較能被相關者接受。如果雙方能終於冷靜下來，才可能進一步促成談判，維和行動往往也是和平調解的必要條件之一。因此，學者戲稱維持和平的正當性來自聯合國憲章的第6.5章，介於和平調解（第6章）、以及集體安全（第7章）之間 (Johansen, 1998: 93)。除了聯合國外，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 (OSCE)、以及美洲國家組織 (OAS) 也都採取維和行動過。

迄今，聯合國的維和行動毀譽參半，主要在對維和功能的期待，也就是維和只能在衝突發生後消極地防止惡化，必須要配合和平調解的努力，甚至於要去探求衝突的根源，主動尋求化解衝突的途徑。下面會介紹的人道干預、以及預防外交，就是對維持和平的改進。

十、經濟發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雖然殖民地在戰後紛紛獨立，然而，第三世界縱使沒有戰爭、或流血，依然普遍貧困如故，甚至於連百姓起碼的溫飽需求都無法滿足，因此，作為和平的途徑，經濟發展可以促進正面和平的獲致。從傳統「奶油vs.槍砲」的觀點來看，若能將國家資源由軍備購買轉而投入經濟發展，也可以降低戰爭爆發的機會；也因此，限武可以說是發展、以及和平的前提。

儘管各國的政治領袖大致都會想要追求經濟發展，然而，並非所有的發展模式都有利和平的滋生。根據主流的發展模式，現代化／工業化的最大阻礙在傳統部門，因此，如何透過壓低農產品價格（特別是糧食）、抬高生產因素（譬如農藥），以便將剩餘的勞力驅策到現代部門擔任廉價的勞工，幾乎是成功的不外法門。在這樣的過程，即使農民未經歷直接暴力的強制驅離，卻必須因為結構性暴力而流離他鄉、卑微地尋找就業機會；面對廉價的工資、惡劣的工作環境，即使不再一貧如洗，也不免要覺得心理疏離、以及文化異化。如果在威權獨裁國家，政府往往會以國家發展為由，來進行政治壓迫、剝奪人權。相對的，如果依據另類發展的觀點來看，經濟發展不等於工業化，還要看各國的條件、及特色。此外，一般的看法是位於北半球的富國，有義務透過雙邊、或多邊的方式提供資本、技術、設備、或市場，來幫助位於南半球比較窮的國家。

台灣的經濟發展相當傲人，除了快速成長外，所的分配不至於過度懸殊。由進口代替到出口導向，台灣的發展過程大致平順，背後除了有人民勤奮、重視教育、高儲蓄率的主觀因素外，還有日本統治留下的交通水利等基本設施 (infrastructure)、農業技術的革新、以及現代教育的引入，更有美國在軍事、政治、以及經濟上的奧援，特別是在市場的開放，讓台灣與國際資本主義市場緊密結合 (Shih, 1994)；也有人主張是「大有為的政府」(strong state)，台灣得以在1970年代度過兩次石油危機 (Shih, 1993)。

當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加工出口區，台灣的經濟發展並非完全沒有缺憾，譬如城鄉之間發展的差距，很難不被解釋為族群分配的偏差。不過，福利國家的走向可以拉近彼此的隔閡，而老農津貼多少算是補償當年在農產品價格上的犧牲。儘管如此，正當經濟運轉逐漸集團化之際，外資又漸次開放，階層間的差距加大自是不可避免。

十一、經濟平等 (economic equity)

儘管第三世界國家致力經濟發展，南北之間的差距依然如故；問題出在國際經濟結構的不平等是由富國所建構，唯有作全球性的結構改造，第三世界才能真正取得經濟平等。因此，他們組成「七七集團」(Group 77)，以聯合國「貿易暨發展會議」(UNCTAD) 為論壇來推動「新國際經濟秩序」(NIEO)，要求西方國家增加經援、展延外債、轉移科技、開放市場、穩定價格、以及約束多國公司等等。

由於台灣並非國際社會的正式成員，企業界不得不四處尋覓可以切入的隙縫。除了台商不能充分獲得國家的保障，往往進口物資、服務必須付出較高的價格。短期而言，某些農業部門會因加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而受損，尤其是無力自我調整、轉型的老農。長期而言，當台灣名正言順以全球為市場後，比較利益的選項大增，這正是台灣產業進行結構調整的契機，尤其是我國各行業多屬中小型，過渡時期的陣痛代價較低。中期而言，我們只要密切觀察歐盟、日本的經貿對策，尤其是前者的「共同農業政策」(CAP)。經貿部門不要視農業為包袱，彼此攜手，上下一致對外，整體而言，並非束手就縛。

十二、資訊平等 (communication equity)

資訊平等是由經濟平等衍生而來，都是追求正面和平的途徑。第三世界關心如何改造國際資訊（傳媒）體系，希望能擺脫西方國家操縱的媒體，讓北半球的人們能真正了解他們的訴求，特別是建立「新國際資訊秩序」(NIIO)。對南半球的領導者來說，資訊科技是他們追求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所需，卻遭到北半球所壟斷，譬如衛星設施；他們以為，在「資訊自由流通」的障眼法之下，西方國家刻意將其文化、以及市場經濟的價值強硬推銷給他們，甚至於惡意地貶抑第三世界的觀點 (Shih, n.d.)。他們相信唯有改造國際資訊體系的結構，才可能促進彼此的了解，最後達到和平的境界。

透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的推動，他們主張的資訊平等就是要求「負責的媒體」、以及「平衡資訊地流通」。相對的，西方國家以為第三世界大多是獨裁國家，媒體工具往往被獨裁者所控制，而「新國際資訊秩序」只不過是他們想要抵制西方媒體進入的藉口。

從日本時代到國民黨政府，外來統治者一向嚴格箝制媒體。在戒嚴時期，除了美軍電台、及外國短波新聞外，迭遭取締的黨外雜誌是民間惟一的精神食糧；出版《自由時代》的鄭南榕，竟因刊登流亡海外的許世楷草擬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而被迫引火自焚。

經過十年來的自由化，雖然已無形式上的媒體控制，舊有媒體的扭曲結構尚難針砭，特別是族群偏見與意識型態相互重疊而強化，只要不是社會亂源已屬萬幸，尚難發揮起碼的溝通、及教育的功能，更難期待有益「討論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發展。可惜，朝野易位，除了取而代之外，尚未看出有積極改造媒體的企圖心。在《自立晚報》停刊之際，由地下（民主）電台出身的TNT寶島新聲電台經過七年的波折，終於要取得執照，並將成立「台灣公共新聞聯播網」，命運尚難逆料。

十三、生態平衡 (ecological balance)

和平研究學者對於生態／環境的關心，可以由幾個層面來看：首先，環境可以視為最高的分析層次（在國際體系之上），又可以當作和平概念深化的一個境界 (Smoker & Groff, 1996: 90)，當然，也可以從「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 的角度來看「環境安全」，也就是把來自環境場域的威脅視為追求和平的障礙 (Mische & Ribeiro, 1998)。我們在這裡將生態平衡當作追求和平的工具。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除了環境污染以外，溫室效果、臭氧氣層破裂、生物多樣性減少、森林砍伐、土壤流失、以及缺水等議題也開始挑戰人類生存，環保運動逐漸興起 (Jeong, 2000: 96-99)。聯合國從1960年代中開始關注生態平衡，並在1972年於斯哥多摩爾舉辦「人類與環境會議」，設立「環境計劃」(UNEP)；在1992年於里約熱內盧舉行「環境與發展會議」(UNCED)，成立「永續發展委員會」(CSD) 來推動 (Mische & Ribeiro, 1998；Swanson & Johnston, 1999)。

站在第三世界國家的立場，地球的污染源主要來自西方國家，他們自然要負起清除污染的責任；其次，他們抱怨西方國家不應該以環保的高標準，來剝奪他們經濟發展的機會；當然，他們也期待西方國家能慷慨助其追求永續發展 (Alger, 1999: 26)。

台灣早期為追求快速成長，對於環境生態的保護稍有忽略；近年來，由於國民所得提高，百姓對於生活品質的要求相對趨嚴，自然面對發展與環境的魚與熊掌抉擇難題 (Wu, 1998; 吳珮瑛，1998)。民進黨以運動起家，自然要吸納環保運動的支持；近年來，因為體制內的資源漸夥，兩者似有分道揚鑣之勢，甚至於有綠黨出現。不過，由於環保議題超越黨派，尤其是都會區的知識份子為然，大多數的環保議題可以獲得共識；非都會區則苦於焚化爐、以及垃圾場的設置，迭有紛爭，又與地方政治勢力有所糾葛。真正兩極化的是核能發電與否的兩難，迄今，陳水扁政府仍然反覆猶豫是否續建核四場。

十四、共同財治理 (governance for commons)

共同財治理是生態平衡的進一步延伸，關心如何合理地使用人類的共同財產，包括海洋、大氣層、南極、以及外太空，是指超越現有國家領土的管轄部分。Buck (1998: 5-6) 又細分為國際共同財、以及全球性共同財；前者指由幾個國家共享資源，譬如地中海，後者指所有國家都可以使用，譬如外太空。

從公共財 (public goods) 的角度來看，最大的傷害來自於私心自用、以及短視，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譬如北歐國家的森林、以及湖泊，被英國煙囪排氣所製造的酸雨所害 (Barash, 1991: 496-97)。隨著科技進步日新月異，除了傳統的國與國之間領海問題、以及漁獲糾紛，海洋生態面對油井鑽探、海床礦產開採、廢棄物沉置、甚至於核武試爆等挑戰；大氣層、以及南極也有類似的議題，亟待世界性的協調合作。

就正面和平的推動來看，海洋共同財的治理最有成效；經過10年的協商，聯合國終於在1982年完成『海洋法條約』，並且成立專門的「國際海床機構」(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負責，提供解決紛爭的多種途徑，包括裁決、或仲裁等等方式 (Alger, 1999: 27)。如先前提即限武時所述，列強對於核子武器的試爆、以及部署已有初步的共識，並且簽署了一些條約；南極、以及外太空也有條約建制 (Buck, 1998)。

雖然我國並非國際社會的完全成員，但是由於企圖突破中國的外交封鎖，對於國際上的規範多會自動配合。目前，核廢料儲存於蘭嶼，島上的達悟族原住民是之為惡靈而惶惶終日不可止（田雅各，2001）；如果核廢料不移除，達悟族的自治區也是枉然的。

十五、人道干預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人道干預是指當某國發生嚴重侵犯人權的時候，特別是對少數族群／民族的集體屠殺之際，他國以武力強制介入危機地區來保護無辜的平民，特別是在發生內戰之際，譬如聯合國派兵前往海地、盧安達、索馬利亞、波斯尼亞、以及伊拉克（保護庫德人），或是北約 (NATO) 在柯索沃，坦桑尼亞進入烏干達推翻阿敏 (Idi Amin) 暴政、以及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 (ECOWAS) 派兵制止賴比瑞亞內戰。人道干預可以說是維持和平途徑的進一步發展，但概念上並不相同，最大的差別在前者並不需取得地主國的首肯；有人從出兵強制執行的性質來看，以為這是認為集體安全的擴大 (Vayrynen, 1998: 60)；大體看來，這可以視為聯合國憲章第6又3/4章，介於維持和平（第6.5章）、以及集體安全（第7章）之間 (Alger, 1999: 28)。

由於人道干預行動的目標很可能是交戰團體，特別是在內戰的情況下，此時，很可能就無法取得雙方都同意，也因此，和平的考量往往超越聯合國憲章第第2條揭櫫的主權平等、領土完整、政治獨立（不干涉內政）等原則 (Ramsbotham & Woodhouse, 1996: 第2章)；這也是為何俄羅斯、及中國對於聯合國在前南斯拉夫作維和行動的保留。誠如Ramsbotham & Woodhouse (1996: 14-18) 所言，公平、中立、以及普世皆準是人道的基本原則；Jeong (2000: 138) 則認為在保護人命的情況下，公平、及中立的原則就比較不是問題，而Weiss (2001: 422) 也同意人道（保護生命）的考量優於中立、公平、以及地主國的同意，特別是在國際輿論壓力下 (Vayrynen, 1998: 63)。

柯索沃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使不是國際普遍承認的國家，仍有接受人道干預救助的可能。當然，我們也不能有任何違犯人權的過錯，讓他國、或國際組織有藉機介入的把柄。

十六、預防外交 (preventive diplomacy)

進入1990年代，聯合國前秘書長蓋里 (Boutros-Ghali) 積極推動「預防性外交」，也就是在衝突發生前以軍事力量強力預防，比如聯軍在馬其頓獨立後進駐，成功防止鄰國可能採取的敵對行動。其實，從1980年代末期起，維和行動／人道干預已經提昇為「強制執行和平」(peace enforcement)，也就是試圖超越中立者的立場，傾向於願意清除破壞和平的因素，尤其是在發生嚴重殺戮、甚至於滅族的情況下，譬如追捕軍閥（索馬利亞）、戰犯（波斯尼亞）。

我們可以說，預防外交是和平解決的進一步推動，也可以視為維持和平／人道干預的擴大解釋，也就是說，在衝突發生後，希望能藉外力來「處理衝突」(conflict management) 外，能進一步「轉換衝突」(conflict transformation)，甚至於「化解衝突」(conflict resolution)，以便達到「衝突預防」(conflict prevention) 的目標（見圖4）。如此一來，維持和平的任務除了安排停火外，還要擴及恢復治安（科索沃）、協助重建（索馬利亞）、監督民主化（海地、柬埔寨）、甚至於輔導獨立建國（那密比亞）(Jeong, 2000: 132)。

副總統呂秀蓮邀請五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來台參加「世界和平、台灣發聲」活動；根據她的說法，這就是預防外交。有人主張台灣應積極採取「南向政策」，甚至加入東南亞國協 (ASEAN)。東協國家雖然在美國的支持下於1994年成立「區域性論壇」(ARF)，對預防性外交保持相當興趣，企圖以多邊的方式來實踐「防衛性國防」哲學，然而，仍然與「歐洲安全合作組織」(OSCE) 的制度化有相當的距離。由於看不出美國有透過此多邊組織來化解台、中之間緊張狀態的跡象，此外，東協本身的能力、以及意願亦令人懷疑。台灣一向對東協事務較少關注，除非我們能說服對方接受認同而成為會員，不可能免費搭便車，期待自顧不暇的東協國家飛象過河關心台海的糾葛。

十七、二軌外交 (track II diplomacy)

二軌外交是指運用民間、學界、或是非政府組織等多重管道，藉著兼顧民間學者、以及非官方身份者的私下交流，促成敵對兩邊的對話，希望彼此能嘗試著去瞭解對方的思維與立場；即使不一定能化解衝突，至少也可避免因為誤解、或是對外放話所造成的騎虎難下僵局。

「問題解決工作坊」(problem solving workshop) 也可以算是二軌外交，由外交官出身的澳洲學者John Burton (1996a) 所創，由第三者出面邀請衝突當事國的平民參加，安排前往不受外部壓力（包括官方、媒體、輿論）的避境場所，在專業人士的協助下，面對面探索真正的化解之道，嘗試著去了解彼此衝突的根源何在，特別是個別在安全、以及認同上的需要 (Jeong, 2000: 186)。Burton (1996b) 本人親自協助賽浦路斯、北愛爾蘭等地的紛爭。林茂生愛鄉文化基金會曾與Unites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在美國舉辦一場研討會 (2000/2/11-13)，據了解，可能就是屬於閉門式的問題解決工作坊的性質。

在台、中關係方面，海基會、以及海協會雖各自定位為民間團體，實際上是政策執行的半官方機構；事務性談判難免牽涉基本政治立場，兩會動輒得咎，並不適合定位為雙方進行正式談判前，尋求共識的二軌外交。在民間方面，隨著1987年探親的開放，海峽兩岸的接觸日漸頻繁，除了台商外，學者、或政治人物絡繹於對岸者以外省族群居多，而統派亦以民意代言人自居來誤導對岸對台灣民意的認知。民進黨過去排斥中國事務，容或有少數關注者，近年來較能坦然以待，甚至於也相較求取學位。美國方面亦有學／官遊走兩岸，勤於安排三角式的圓桌會議，不過，成員中似乎以親中國的所謂「紅隊」居多，掮客性質大於善意的和平解決角色。布希政府的東亞策士多為日本通，應該會比前者更有意願聆聽台灣的觀點。相對之下，李登輝時代促成的亞洲展望會比較成功，即使在台、日無邦交之下，仍扮演相當吃重的溝通管道（長谷川慶太郎、中鳩嶺雄，2001）。

十八、軍轉民 (conversion)

所謂軍轉民，是指將原本以製造／消費軍備為主的經濟結構，調整為一般民間消費品的生產，降低武器競賽、加速廢武／裁軍的進行，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之際。在西方國家，由於軍工複合體的影響，武器的生產間接促成國家對外的好戰姿態，尤其是在經濟不景氣，戰爭成為復甦經濟／生產武器的藉口之一；即使武器生產國本身並未介入戰爭，卻可能為銷售軍備而在旁推波助瀾，讓原本有宿敵的國家，不得不挪用經濟發展的資源來購賣軍備。

在西方國家，軍轉民的最大挑戰，在於協助武器生產線上的工人安心轉業，讓他們覺得原有的福利不會被剝奪，因此，必須思考如何讓工會與和平運動結合，說服工人參與。不過，截至目前為止，軍轉民成功的例子不多。根據Adams (1984) 的觀察，失敗的最大原因在於推動者即使用心遊說，卻不太了解政府運作的過程，特別是抓不到國防部門、軍火商、以及國會議員之間鐵三角關係的門竅。此外，主事者也往往缺乏經濟專業，既沒有能力做全盤的總體經濟計劃，更無法說服算是既得利益的國防委員會、或是。另外，轉型的結果難免會侵犯到其他部門的地盤，也難期待獲得積極配合。

然而，上面所討論的都是國家部門間的資源轉移，如果敵對國家不相對配合，只能算是片面的親善動作，功能在避免武器競賽。如果一個國家對安全的關注重於發展，所謂的「和平紅利」(peace dividend) 就不是考量的重點了。

十九、防衛性國防 (defensive defense)

防衛性國防又稱為非攻擊性國防 (non-offensive defense, NOD)、非挑釁國防 (no-provocative defense)、或是另類國防 (alternative defense)，試圖以非攻擊性的國防姿態，向對方表達沒有進犯的意圖。傳統的國防是以報復的保證來進行嚇阻，防衛性國防則要讓對方了解，若膽敢來侵犯，絕對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Jeong, 2000: 142)。因此，防衛性國防並非要自我繳械，而是要建立有備無患的國防體系。

到目前為止，台灣的軍備大致是屬於防衛性質，對外軍購也彼此有默契。單然，軍備究竟是自衛、或是攻擊的性質，往往在一線之別，譬如「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MD)。外界相當好奇台灣是否擁有核子武器，一般咸信台灣有發展核武的能力，甚至於核四場廢建與否之所以延宕，也有人懷疑是否有所相關。不過，自從美國在蔣經國時代對台灣進行「核武手術」，當局一再表達不願發展核武的決心，也就是放棄小國運用核武來進行以小博大的嚇阻策略。

二十、非暴力 (nonviolence)

與其說非暴力是和平的技術，到不如說是一種哲學、或是理念 (Bondurant, 1988)。根據甘地，非暴力並非消極地逆來順受，也非為了避免流血、或死亡而不擇手段；不僅堅持要拒絕使用暴力（以暴制暴），而且誓言要找出取代暴力的途徑 (Goldstein, 2001: 157-58)。對他來說，非暴力是積極的力量，是勇者的表現，不容一點懦弱；也因此，採取非暴力途徑的人必須心理要有準備，隨時面對毆打、下獄、甚至於死亡。也因為如此，非暴力才可能引起對方的困惑、懷疑、尊敬、認同 (Barash, 1991: 560-61)。甘地如是說：「非暴力並不是向衣服一樣，可以隨時穿上、或脫掉，而是存乎於心，與我們自己不可分」(Goldstein, 2001: 158)。

非暴力的抗爭必須配合說服、協商、行動、甚至於經濟杯葛 (Sharp, 1973; Seiffert, 1965)。除了印度人的反英國抗爭外，金恩牧師在1960年代領導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也採取非暴力方式。菲律賓的「人民力量」(people power) 推翻馬可仕政權，也是非暴力的典範。台灣在過去，在野力量以街頭運動來挑戰不義的政權，憑恃的就是非暴力的道德力量；坊間也有一些非暴力抗爭的譯著。

二十一、公民防衛 (citizen defense)

公民防衛又稱為群眾性公民防衛 (civilian-based defense, CBD)、或是非軍事國防 (non-military defense, NMD)，為Gene Sharp所創，主張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來捍衛國土，以全民式的不合作運動來進行抗爭 (Gene Sharp, 1985; Holst, 1990)。根據Fischer (1984)，傳統的國防或許有嚇阻作用，然而，卻可能相對引起武器競賽，而公民防衛是軟硬兼施，採取沒有威脅性的嚇阻。

公民防衛有兩層意義：首先，這是一種嚇阻性的國防，事先要讓潛在的敵人領悟，前來入侵是不合算的；再來，如果軍事性國防果真失利，公民防衛必須馬上出來接替，不能讓任何物資落入敵人手中，特別是要求軍公教人員的消極抵制，要讓佔領者無功而返，相信和平還是比較罰得來。公民防衛可以納為全民國防的一部份，但也可以將兩者當作相互替代的國防體系。不管如何，公民防衛要能成功，必須事先經過全盤的計劃、全民的教育、以及周詳的準備，更重要的是全民有上下一致的決心。對台灣而言，面對中國武力犯台的威脅，國家／民族認同的凝聚是必要的條件。

近年來，公民防衛由前立委林哲夫引入國內，並且組成「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來全力推動；除了譯介有關拉脫維亞、以及立陶宛成功例子的著作，日前還舉辦了「公民國防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

二十二、自立自助 (self reliance)

自立自助是由功能主義、經濟發展、以及經濟平等，一路修正而來。經濟平等的最終目標，是透過貿易來達到經濟發展；然而，還如果是被迫採取倚賴式發展模式，不僅邊陲國家的發展是在效勞中心國家，不能真正帶來起飛，不僅國內會因為發展失衡而造成嚴重分配不均，連傳統部門的基本需求仍然無法滿足。以非洲為例，原本在糧食可以自給自足，現在卻必須仰賴進口 (Alger, 1999: 35)。自立自助的目標，就是要提供貧窮地區的基本需求、要打破國內區域發展的失衡，並期待南半球國家能相互扶持 (Jeong, 2000: 255-56)。

自立自助式的發展，主張以「人」為基礎，而非以物為基礎；強調考慮草根的需要，決心以自己的力量來從事發展 (Galtung, 1980)。然而，自立自助並非反對貿易而閉關、也不是要百分之百自給自足；而是要儘量發揮本身的特色，至少在危機之際能養活自己，才能真正達到自我實踐 (Alger, 1999: 35-36)。我國經濟發展早已起飛，尚能避免南美洲式的倚賴發展；因為歷史因緣，中小企業反而有助台灣逃過東亞經濟風暴。

二十三、女性觀點 (feminist perspectives)

和其他弱勢者一樣，婦女要承受形形色色的暴力不管是直接暴力的經驗，譬如調戲、家庭暴力、強暴，還是結構性暴力的壓迫，都讓她們特別有渴望和平的慾望。尤其是在戰爭中顛沛流離，最容易遭到受傷的就是婦女、以及小孩。然而，特別是在普遍以男人為主的類社會中，即使被頤指氣使之際，女性往往被要求逆來順受，卻又要維持嬌柔婉約的姿態。

女性觀點途徑是婦女運動與和平運動的交集，認為軍國主義是父權社會的產品，也就是崇尚陽剛的結果，她／他們因此相信，唯有透過教育來傳播女性主義的觀點，才能改變時下霸道的社會結構、扭轉社會中好戰的行為模式，進而獲致負面和平。在這同時，透過奮鬥來取得兩性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地位的平等，女性可以因為自我實現而達成正面和平。

二十四、和平教育 (peace education)

簡而言之，和平教育是指透過教育來傳播和平的理念，也是和平運動的推動；也就是說，不只要教育百姓「甚麼是和平」，更要知道「如何達成和平」。唯有透過和平教育、以及和平運動的持續不斷推動，讓和平的價值觀在學習的過程中內化，特別是由青年人著手，讓他們體會到和平是好的東西，採取和平的手段是最勇敢的事情。此外，和平教育是和平學與和平運動的介面：一方面，和平運動需要和平學的理論支持，另一方面，和平學必須經過和平運動來取得驗證。

具體而言，和平教育的內容如下：幫人們了解衝突、暴力、社會公義、以及和平得意義，分析社會結構、政治權力、以及經濟制度的本質；探尋身邊的事務如何提供和平之道；發揮想像力來思維可行的和平模式；當然，還要習得如何組織的方式。總而言之，和平教育就是想辦法發展出前所未有的和平文化；沒有文化改造，就沒有和平的可能。

台灣近年來對於和平教育方興未艾，先有「台灣和平基金會」成立於1997年，經營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三年；繼而設立和平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eace)，去年 (2000) 舉辦國內拓荒的「和平展望研討會」。輔仁大學於1997年成立「若望保祿二世和平對中心」(John Paul II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to Dialogue for Peace)，積極關心人權，除了舉行研討會、出版書籍外，並開辦有關人權課程。如前所述，成立於1999年的「台灣國家和平安全研究協會」的重心在公民防衛的推動，除了譯介相關著作外，日前舉辦「公民國防與國家安全學術研討會」。「Peacetime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於2000年成立，除了實務的推動，也有研究的企圖心，因而有「為台灣和平學催生學術研討會」。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也對和平學相當關注。

肆、民主、自決、與和平

過去二十年來，台灣海峽並未復發軍事衝突，然而，在對岸的文攻武嚇下，中國成為台灣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台灣人有起碼的心靈平靜？果真是在殖民、或是支配關係下能取得和平，譬如Pax Sinnica，即使沒有抗爭、或是流血，台灣人又豈甘心？長期來說，中國的軍事現代化勢必威脅台灣，具有視野的領袖應該在政經的關注外，還要思考如何在兩岸之間營造「正面和平」，也就是要更積極地讓兩邊人民體會到和平共榮的道理。

目前，不論是學術界、還是實務界裡，康德「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 的說法相當流行。陳水扁政府的中國政策有一個新的成分，就是宣揚台灣的民主化成就，進而將此提升為確保國家安全的資產。也有人主張，如果中國民主化了，就不會攻打台灣，因此，衷心期待中國的「和平演變」。此種論述，大致上是符合「民主﹝會帶來﹞和平」(democratic peace) 的說法，也就是民主國家之間比較不會兵戎相見。目前民主的台灣面對的是一個歹厝邊中國，如果民主和平的教誨能夠奏效，最重要的前提是中國也能民主化；然而，這種民主化的殷切期待、甚至於鼓勵，近乎事挑戰中共政權的正當性，不是我們能置喙的。

不過，誠如McSweeny (1999: 48) 所言，民主和平只是一種政治主張。理論上來看，民主與和平／戰爭並無明顯的因果關係；至多，我們只能說，民主是國內和平的必要條件。事實上，不管這個國家是民主與否，都有可能對外進行戰爭（見圖5）。就實證來看，當兩個國家的民主體制有相當差距時，相互衝突的機率較高──不管是民主國家以集體安全之名強制執行和平，或是威權國家以任何藉口出兵 (Geller & Singer, 1998)。

目前國際體系既以國家為主要的運作單位，想要有自己國家的民族數目，卻遠超過當權政治菁英所願意接受的程度；除非我們能改變國際運作方式，譬如世界政府、區域邦聯、經濟共同體、或是民族，剩下來的不外適度增加國家的數目、或是盡量減少民族的數目。

自從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的經濟運作明顯地有全球化的趨勢，政治上卻日異分殊化，民族自決的理想逐漸被接受，蘇聯、以及南斯拉夫的解體為最好的例證，也就是說，適用自決的對象不在被限制為殖民地的解放。對於民族主義的勃興，傳統的看法是悲觀的，相信民族主義間的相互競爭註定會導致國內衝突、或是國際戰爭。究竟是因為民族主義本身命定要挑起紛爭，還是因為強權不願實踐民族自決的原則，在強力壓制下引發衝突？

我們當然反對希特勒式的民族主義幽靈重現，也就是藉口他國境內的同胞被壓迫來進行領土擴張，譬如說殘暴、貪婪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然而，如果我們真正心儀的是和平的境界，應該是要去支持民族自決權的普遍實踐，讓民族主義的理念與和平的企盼相互接軌，而非偽善地作選擇性適用。民族與民族之間是否有可能在政治上進行分離、卻在經濟上著手整合呢？歐洲聯盟示範一種可行的方向，而魁北克人也作類似的思考，他們希望從加拿大獨立出來以後，能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

自從現代民族國家出現以來，台灣人一直承受外人統治，沒有自己的國家，因此，「如何有自己的國家」一直是台灣人夢牽魂縈的目標。台灣人的民族意識發軔於日治時代的「留學生運動」。一次大戰結束後，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思想方興未艾，這些先行者接受理念感召，也受到愛爾蘭及韓國獨立成功的刺激，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要求台灣能與日本內地平等的自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列強私相授受，將台灣交給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一直要到國民黨統治的白色恐怖時期，台獨意識才開始由海外台獨運動者積極推動。基於至高無上的民族自決權，他們宣揚台灣的主權屬於所有的台灣住民，台灣的前途自然應該由台灣人自己來決定，不能假手他人。

對台灣人來說，台灣民族主義意味著祖先打拼的成果，決對不會雙手奉給任何外人，即使是遠親近鄰的中國。對中國人來說，如果台灣的取得只剩廢墟，卻要付出玉石俱焚的代價，中國民族主義代表的又是甚麼？總之，台灣人應該讓中國了解，民族自決權是至高無上的原則，是上天賦予的權利，不容他人剝奪。當然，最大的前提是自己是否為跟中國人（或中華民族）不同的民族，是否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國家。對於中國來說，只要台灣跟中國統一了，就不用擔心戰爭的問題；事實上，目前的中國內部還是有西藏、新疆要求獨立的呼聲，宛如解體前的蘇聯、或南斯拉夫，所以說，政治合併並不一定保證會帶來和平。

我們以為，台灣與中國最大的差異在民族認同，而非政治體制、或是結合的方式或條件。小林善紀 (2001) 在《台灣論》裡向台灣人挑戰，是不是中國民主化了、經濟發展了，台灣就願意與中國統一？當然不願意。既然如此，我們必須對於台灣人的民族認同作深入的討論。如果和平的解釋是定義在沒有戰爭，那麼，何不乾脆接受中國的說法，只要台灣變成中國的一部份，就不用戰爭了？或許，我們應該棄絕傳統的本質論式的文化定義，也就是所謂原生的「同文同種」迷思，認真思考，到底甚麼是台灣人？身為台灣人的目的為何？台灣人的存在要以何種政治制度來體現？只有在這些問題的答案取得起碼的內部共識時，台灣與中國的和平才有可能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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