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從歷史、法律看，台灣根本和你[中國]沒甚麼關係，台灣是中國人移民到這個地方，希望大家不要誤會，台灣本身有這種精神的建立，變成新的台灣人。 李登輝 我也要說，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我說我是中國人，應該沒有人會蠢到認為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連戰 我與絕大多數人一樣，我在台灣出生，祖先來自中國大陸，我是中華民國國民，現在是中華民國總統，相信是無庸置疑的；我們都是中華民國國民，而「中國人」在國際社會一般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所以將中華民國國民簡化為「中國人」，中華民國總統是否也可以簡化為「中國總統」，相信包括中國大悟也無法接受。 陳水扁 壹、前言 「民族」(nation) 是一種福禍與共的政治共同體，由願意生活在同一塊土地、想要有自己的國家的一群人組成；進一步說，一個民族要能成立，必須其成員具有強烈的政治目標，自覺他們必須有一個國家，並且堅持由自己人來治理。「民族主義」(nationalism) 是一種信念，以為具有共同民族認同的人有權利生活在同一個國度裏，相信唯有透過現代國家的建立，其集體福祉才能獲得保障；民族主義更是一種原則，要求國家與民族能相互重疊，這種國家即「民族國家」 (nation-state，簡稱「族國」)。當然，民族多半不是天生而成的，往往必須經歷想像、建構、及成熟的步驟，甚至於要不斷地解構、轉型、或重建，而「民族運動」就是如何把鬆散的一群人 (people) 結晶為民族的努力。 民族國家的建構有兩個途徑：「由民族到國家」，以及「由國家到民族」。前者以民族主義來作動員，希望國家領土能符合民族（或文化團體）的居住範圍；後者則強調以國家機器來進行內部住民的整合。如果以民族構成的本質來看，前者著重原生的共同血緣、或是文化特質，也就是「先有民族、再建立國家」；後者則以地域、或是政治理念來作效忠的對象，也就是「先有國家、再塑造民族」。前者可以說是「文化民族」(cultural nation)，後者為「政治民族」(political nation) ；早期台灣民族運動多採取文化民族的途徑，後來逐漸轉追循政治民族的路線。 台灣島國雖經百年的內外焠煉與融鑄，但是內部成員也一直在擴充，民族的構築未臻成熟。建構中的「台灣民族」(Taiwanese Nation) 是一種政治民族，包含所有愛台灣、認同台灣、願意為台灣打拼的人，沒有種族、族群、或省籍之別。「台灣民族主義」代表的是一種向前看的企盼，期待所有的住民能構成一個民族、能共同建立一個國家 。「台灣民族運動」是一種努力，想要將一個傳統的漢人墾殖社會，以本土化的方式轉換為現代民族國家。 政治學上對民族、民族認同如何產生的理論，我們大致可以將其歸納成三大類。首先，根據「原生論」(primordialism) 的說法，一群人的集體認同建立於在有形文化特色、或是生物上的特徵（含外表或基因上的特色） 。其次，主張「結構論」(structuralism) 的人則以為一群人集體認同的產生，真正的理由是因為不滿自己人在政治權力、經濟財富、或是社會地位上的分配不公，而血緣或文化的特色只不過是菁英動員的工具罷了 。再來，「建構論」(constructuralism)
者認為認同都是人為建構出來的，因此強調共同的歷史、經驗、或記憶等基礎 （不管是真的或想像出來的）
才是決定民族認同的關鍵 (Le Vine, 1997; Prinsloo, 1996; Esman, 1994;
Anderson, 1991)。 自從十九世紀末以來，民族主義在台灣先後以多重的形式呈現著，包括漢人血統主義、華人文化主義、反日本殖民主義、反國民黨/反外省人的族群主義、反中國霸權主義、中華民國官式民族主義、及台灣獨立建國的民族主義等面貌。我們可以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歸納為在「原生論」、「結構論」、及「建構論」三個場域交織沖積而成。從原生論的觀點來看，「前台灣民族主義」建立在華人文化、以及漢人血統的基礎上，試圖以想像的優越性來作自我心理防衛；若從結構論的角度來看，「孕育中的台灣民族主義」以本土住民的正當性來進行負面的抗爭，也就是反日本殖民、反外省人支配、及反中國霸權；若依據建構論的規範來看，「正面的台灣民族主義」認為台灣住民的祖先雖然多來自唐山閩粵、有漢人血統、帶華人文化，卻想要有自己的多元族群的國家 (施正鋒，1999、2000a)。 根據Samuel P. Huntington (1971) 的歸納，民族運動的進行可以歸納成兩種模式：第一種是第三世界的「後殖民地國家」(post-colonial
state)，第二種是所謂的「墾殖國」(settlers' state) ；前者涉及土著、以及征服者，後者則有移民、土著、以及母國的糾結。台灣民族運動可以視為這兩種模式的結合，即漢人移民必須同時面對土著 (原住民族)、母國
(明朝、清朝、民國)、以及外來帝國主義征服者 (荷蘭、西班牙、日本、國民黨政權、中國)。就一個墾殖社會而言，台灣對內除了有面對原住民的原罪外，更有如何整合不同波的移民、使其土著化，加上對外又有如何擺脫祖國羈絆的難題。從台灣民族發展的角度來看，它在政治上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克服漢人血緣、華人文化的糾纏、以及政治中國的杯葛。 貳、政治民族與文化民族的糾葛──漢人血緣、華人文化 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並未成熟，最明顯的指標是目前多數人迄今仍自認為「中國人」 。追根究底，除了外部的中國威脅、以及內部的多元族群外，主要在百姓不知道「中國」 代表的是甚麼？到底是對歷史、文化、或地理中國作香格里拉般的憧憬呢？或是將政治中國當作認同的對象？我們認為，至少有血緣上的漢人、以及文化上的華人兩種羈絆。 細究台灣人的民族感情，大抵源自於其想像中的純正漢人血統。不管是古中原河洛人、炎黃子孫、或是戰後國民黨「龍的傳人」的說法，台灣的漢人流露出強烈「非漢即番」的「漢人自我中心」心態；表面上強調的是「血濃於水的感情」的血緣關係，嘗試以想像的種族純度來解釋認同，卻有幾分「種族式民族主義」的絃外之音。 事實上，不管是台灣的鶴佬人、還是客家人，對於其祖先在中國閩、粵可能與土著通婚而有所「混血」，必然要避諱不談 。同樣地，在早期的台獨論述裏，原住民只不過是漢人墾殖的小插曲，並未構成台灣人認同的一部分。戰前的台灣人動輒被日本殖民者辱罵為「清國奴」，私下以「四腳仔」投桃報李，而台奸被稱為「三腳仔」，脫不了血統主義；戰後的台灣人視外省人為「清國奴」、甚至是非人的「咬柑仔」，也是由原生的觀點著眼。 因此，鄭成功驅逐紅毛番荷蘭人，台灣才能成為漢人的天下，更由於他進行反清復明大業，所以是民族英雄；同樣地，台灣人在戰後視中華民國 (或國民黨政權) 為漢人統治，並未加以挑戰或懷疑，甚至以「重見天日」來看待「光復」。相對地，施琅降服鄭氏，使台灣淪為滿清人的殖民地，當然是漢奸；大和民族和滿洲人也都是異族統治，站在漢人的立場，自然要作抗爭。 進一步來看，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又有一股相當強烈的「種族決定論」色彩，以為漢人血統上的純度代表著華人文化的優越性。誠然，由於台灣與中國在地緣上相近，一般人很難對華人文化視若無睹，文人尤其是不由自主般地尷尬，往往要透過中國這面鏡子來看自己，很難建立文化上的自信。其實，文化中國正是阻礙台灣民族意識成長的最大障礙；如果民族的存在決定於「始出」的文化特色 ，那麼，如果台灣、新加坡、以及中國都有華人文化，豈不就無法有自己的民族、國家？難道美國、澳洲、紐西蘭、英國都有安格魯•薩克森文化，或是奧地利、德國都有日爾曼文化，就必須結合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面對五千年文化，台灣人如何克服自卑感、走出中國邊陲的陰影，正是台灣民族運動者的課題。對於華人文化，可以有兩種對策：我們可以復古、擁抱、模仿；也可以加以排拒，換以原住民族文化作基礎，重新建構新文化，也就是，堅持不再重回中國的懷抱，主張台灣人並不是另一個華人國家。李登輝的「建立台灣為新中原」似是前者，獨立建國者則多主張後者。 造化弄人，台灣人對華人文化的排拒，竟是在中華民國在台灣的華人政權。戰後遷台後的中國國民黨，在台灣一向以大中華意識為官方意識形態，企圖以優越的文化強行中國化，貶抑本土文化粗鄙野俗；文化霸權背後隱藏的是政治支配，兩種不平等的結構提醒台灣人在日治時代的疏離感，反倒促成台灣人意識的凝聚。在高壓統治之下，台灣人的民族精神多含蓄地表現在文化層面，比如吳濁流的小說、鄉土文學運動 、母語教育運動
等等。特別是語文與台灣意識的依存關係，在統治者的壓迫下相互強化；由於本土語言先後受日本及國民黨的「國語政策」壓制，民族運動者強調使用本土母語來作自我肯定，不只要求語言使用的平等，要揚棄「台語只不過是方言」的污名，進而誇耀台語是更典雅的語言。這種對於文化獨特性的強調，提供了一種文化上的集體認同，也就是「文化式民族主義」。 然而，本土母語長期缺乏官方地位，無法取得合理的國家資源來進行標準化與現代化 。近日來的台灣「通用拼音」與中國「漢語拼音」之爭 ，表面上國際化與本土化之辯，理念上是獨立與統一的台灣前途路線之較勁，骨子裡卻擺脫不了省籍之間的焦慮 。如果硬要以語言來定義民族，語言差異反而會淪為族群衝突的因素，因為共同的語言或文化並非民族認同的充分條件、更飛必要條件。 總之，從原生面來看，早期台灣人的意識是建立在漢人 (或漢民族) 的基礎上，是天生被賦予的，而非本身積極爭取而來的；不論是在文化、或是政治上，台灣人老是引領而望祖國的煦光照拂。這種信心不足的心態，使台灣人養成幼兒般的依賴性，無法發展出成熟的台灣意識。面對「一個中國」的壓力，陳水扁由民進黨傳統的「一台一中」，調整為「兩個華人國家」、是兄弟姊妹
，仍舊擺脫不了傳統教育所灌輸「台灣與中國同文同種」的羈絆，而且是對原住民族的大不敬。台灣本土文化傳統的開創不足，加上對原住民族文化的鄙視，我們看到的是折衷式的文化相對主義，恣意摭拾而亂無章法；表面上是海納百川般多元包容，事實上是缺乏自信般窘蹙。這種台灣人意識，充其量只能算是前台灣民族的感情。 參、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脈絡──反日本殖民、反外省人支配 台灣人在民族建構的論述裡，往往會強調四百年來迭遭外來政權殖民統治，歷經政治、經濟、或文化上的壓迫、歧視、剝削、以及掠奪，在不斷地被壓制的過程中孕育出本土意識──除了悲情式的集體認同外，比如「孤兒情結」、「棄民意識」、或「台灣人的悲哀」，也有堅忍不拔的「蕃薯仔精神」、「水牛精神」、或「壓不扁的玫瑰花」。 反抗外來統治的抗爭 (primary resistance )，可以說是是台灣民族主義的胚芽：從反清復明、反日本、反國民黨、反外省人、一直到現在的強烈反中國。台灣人抗爭的論述往往追溯到鄭成功，當時現代「人民主權」的思想尚未出現，先民只好託附「反清復明」來合理化其反抗外來異族統治，其實是「反清」重於「復明」。而台灣人在清治時期的民變，即「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其實就是民族主義的雛形。 不過，台灣人的現代民族認同初試啼聲，是在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之後；由於殖民者的偏見及歧視，才真正刺激民族台灣意識的成長，開始有人體會到台灣人也是一個民族 (黃昭堂，1996、1989)。台灣雖經中國正式割讓日本，雙方卻未徵求台灣人的首肯；對台灣人來說，這塊土地是祖先辛苦開墾留下來的，不容滿洲人私相收授，民間自發性的武裝抗爭持續二十年之久，一直到西來庵事件 (1915)。 日本統治者處心積慮進行政治控制、經濟壟斷、及文化歧視，把不平等的權力結構關係制度化，提供台灣人民族運動所需的敵人；被支配的台灣人對自己的認同刻骨銘心，卻又敢怒不敢言，必得要去尋求出路。總之，對日本人的仇恨將本島人的意識鞏固起來，鶴佬人與客家人開始共同自稱「台灣人」，用來與日本人區別；這種被壓迫的共同命運，正是台灣人集體認同形成的基礎。 隨著戰事惡化，日方加緊同化政策（即皇民化運動），希望透過對台灣人在意識、及生活上的控制來確保其忠誠度；只有通過一次又一次考驗的人，才有資格當「皇民」 ，否則就是「非國民」。菁英的頓挫原本可以用來推動民族意識，可惜因為二次大戰爆發，日本加緊箝制台灣，萌芽中的台灣民族意識未及深入民心。 不過，當戰後的台灣人菁英開始浪漫地懷念日本時代「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烏托邦境界，完全忘了日本嚴厲苛酷的統治，也就是對國民政府的否定。當戰後出生、未曾受過日本教育的一代，競相以說日語為自豪、以聽日本歌謠為傲，也就是民間對國民黨同化政策的無言抗議。當政治人物為接班而進行無情的鬥爭傾軋之際，老一輩的人不由自主肯定唯有李登輝饒富「日本精神」，可見台灣人在消極對抗國民黨統治之際，不知不覺中已擺脫不了「日本意識」。 美國於戰後將台灣交還中國，台灣人幾乎毫無異議，至少民間是歡天喜地回到祖國的懷抱。與日治時代的困惑經驗相較，與祖國的再度接觸是悲劇的；當祖國來的國軍登陸掃蕩，被同胞視為異族、思想中了日本毒素、不再是純種的中國人、需要改造之際，台灣人不禁懊惱地自問：「為什麼同胞比殖民者還可惡？」從此對中國不再存有任何的幻想。 面對充滿敵意的台灣人，國民黨佔遷政權進行少數統治：由國家以父權的方式宰制著民間，藉著維持中國的法統、抗拒中共武力犯台、捍衛自由的堡壘等理由，長期控制黨、政、軍等國家機器，佔人口15%的外省人儼然成為世襲貴族階層 (施正鋒，1998)。國民黨透過農會、漁會、以及水利會來扶植地方派系，彼此作垂直式的分工；菁英份子缺乏往上流動的管道，除了少數接受收編的樣板外，大多數的人選擇自我流亡。 回首還看，國民黨提供軍事鎮壓、政治不平等、經濟控制、文化羞辱、以及掛狗牌等共同記憶，百姓對國民黨政權及外省族群開始萌生敵意，強化台灣人原來對所有大陸人的反感。一直到美麗島事件(1979)
為止，台灣民族運動基本上是以反在台灣的中國人﹝外省人﹞、以及推翻國民黨外來政權為推進的主軸；進入1990年代，台灣的政治動員大致上仍然是沿著「本省/外省」的主軸運作，台灣意識有很大的比重是以「台灣人要出頭天」的「反外省人族群主義」為動力。「狗去豬來」的「反阿山」訴求，不只是不滿接收者的貪婪，更把外省人當作異族看待，因而帶有種族主義的排外色彩。 台灣人經歷陳儀的劫收、白色恐怖、獨裁戒嚴、甚至是種種不公平待遇；特別是二二八事件提供台灣民族運動所需的烈士，隨後的白色恐怖製造政治犯英雄，幫助台灣人凝聚民族意識，帶動島內的黨外運動、以及海外的台獨運動。在幻滅的過程裏，台灣人開始把林爽文事件（滿清）、西來庵事件（日治）、二二八事件（國府）相提並論，重新思考其本質有何共同點。如果說滿清與日本都是異族統治，那麼同文同種的國民黨政權顯然不是異族，然而，國民政府為何卻視台灣人為異族？可見傳統的漢人/異族二分法，無疑已經無法滿足戰後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 從結構面來看，台灣人對自己的了解，向來是建立在對他人的反應，譬如異族、外來政權、外省人、外國人、中國，台灣人的集體認同往往是由他人所逼、由他人硬加上的，而非經由理念的感召、或由自己去爭取而來。在有限資源的競爭下，台灣人以「本地人」的身份來抵抗外侮，要求「台灣人要當家作主」，與「民族自決」的理念相互契合。不過，我們認為反日本人、反外省人、以及反國民黨等反異族抗爭，只能算是台灣民族認同的準備期；以「取而代之」的思考來作動員訴求，雖有扭轉少數統治、促進族群正義的意義，卻未必嚴肅允諾政權易手後的政治改革、以及社會整合。正面的民族運動除了要追求國家的獨立自主外，還要進行國家改造、以及民族塑造的任務。 肆、多元族群、多元民族下的民族塑造──台灣獨立建國 從民族運動的任務來看，推動初期的重心往往集中於負面的抗爭，尤其是對殖民統治者發動武裝抗爭，並要追求「國家的肇建」 (state-making、state-formation、state-creation，在此簡稱「獨立」 )。在後期（或是同時），民族運動的課題在於一方面建立自己的主體性，也就是合宜的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制度，即「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在此簡稱「建國」 )；另一方面，多元族群的國家還要專注內部整合的課題，即「民族塑造」(nation-building，簡稱「塑族」)。在台灣對外尚未取得真正主權獨立之際，雖然對外獨立是對內建構民族國家的必要條件，但是這兩項任務在現階段並沒有線性的序列關係。也就是說，獨立運動與建國/塑族運動必須同時進行。 台灣是 一個多元族群的社會，一般傾向於接受四大族群的分法，也就是原住民族、外省人、客家人、以及鶴佬人（施正鋒，1998: 194-96）；族群間的分歧表現在原住民/漢人 、客家人/鶴佬人、以及本省人/外省人三個軸線。族群間的張力表現在外省人的政治參與危機感、客家人的文化傳承、以及原住民族的生存，特別是本省、外省間的齟齬。外省族群和大多數的本省人相仿，對於歷史上的中國難免藕斷絲連，甚至於有華人文化、或是漢人血緣上的優越感。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以追隨國民黨流亡政權來台的政治難民為主，他們的移民是被迫的，很少是自願前來臺灣的，也因此對這塊土地的認同自然較遲緩 ，乃至於仍有少數追求統一者或復辟份子殘留；相對之下，後者原先多為自願前來的墾殖者，可以說是經濟性難民，在九死一生冒險渡過烏水溝之後，早已死心塌地將台灣當作是他們的母國。 從中、美建交 (1979) 到蔣經國後期，國民黨政權逐漸體認到反攻大陸無望，外省人也開始不得不土斷，尤其是1987年開放「大陸探親」後，老兵猛然驚覺自己竟已變成「台胞」。從此，在台灣認同的論述裏，外省人不再是未來要驅逐出境的中國人，而是台灣政治場域的一個「新住民」族群，必須正式面對本土人士要求政治權力重分配的挑戰，不再是躲在國民黨少數統治下的扈從。 自從李登輝當上總統，國民黨政權逐漸本土化，省籍間的族群關係逐漸由垂直調整為水平，原有的政治認同秩序逐漸崩盤。外省族群過去習於效忠三位一體的國家、政黨、領袖；但隨著總統變成本省人、國民黨分裂為兩派，加上國家認同出現疑慮，外省人在徬徨失措之際，必須尋求新的認同對象。失勢的外省籍權貴頓時萌生危機意識，甚或有被迫害的認知。 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省籍分歧，在政治上往往會表現在國家認同 的歧異、以及國家獨立、統一定位的徬徨。一般來說，本省人比較傾向於自認為「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並且較能接受獨立；相對地，外省人會比較傾向於自認為「是中國人而非台灣人」、並不太反對統一；而大多數人恐怕是兩種認同混淆不清，比如李登輝的「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或是蔣經國、林洋港的「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不過，若將族群競爭提高為國家認同矇蔽、甚或將之等同於國家定位，這種作法只會硬將兩個原本不同軸線的分歧聚合，而使彼此其相互強化糾結。 平心而論，對於外省族群來說，如何追求公平的個人權、如何確保第二代起碼不被排斥，可能是較為具體而迫切；進一步來看，外省族群對於集體認同 、集體權益是否會被壓制、或剝奪的擔憂，恐怕是遠超過擔心對台灣獨立可能帶來的衝擊。因此，即使對外的國家定位能獲得合理的解決，族群間的齟齬仍有待解套，尤其是政治權力的合理分配。 海外的台獨論述在1980年代有重大的轉變，開始採取開放式的民族主義，主張以台灣為效忠的對象，要求以「認同台灣」來定義台灣人的身份，依據住民的身份來提供公民權；也就是說，台灣民族意識是要主觀地建立在大家對於這塊土地的愛，不再堅持以血緣、或文化特徵來決定身份認同。我們進一步主張以「多元文化主義」的精神 ，來建立一種超越族群的台灣人認同：一方面尊重各個族群獨特的價值觀、以及文化特色，也就是以「集體權」來提供各各族群的安全感；另一方面，每個人都可以坦然地同時擁有個人、族群 (原住民族、外省人、客家人、或是鶴佬人)、以及國家的認同。 這種民族塑造的方向當然是權宜性的作法，也就是既不排斥任何現有住民，也不開放新的移民進入。或謂，如此一來，公民身份的授與是否過於廉價？也不盡其然，因為「國家的公民」與「民族的成員」不能混為一談 ，也就是說，對國家的「效忠」(loyalty) 以及對民族的「認同」(identity)， 在概念上仍有相當的差別：前者為「愛國主義」(patriotism)，後者為「民族主義」(Murphy, 1996: 104-5)。尤其是當國內族群有不同的民族認同之際，公民對於國家定位的訴求勢必衝突。因此，如何凝聚國家定位、以及民族認同的共識，也就是讓公民與民族結合為一，這是當前迫切的課題。David Miller (2000) 的建議是將「討論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結合「共和式公民權」(republican citizenship)，也就是要求決策、或是權力分配能經過所有參與者的充分討論，彼此忍讓、修正自己的立場，由公民逐漸提昇為民族。 是否可能在保有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的同時，又有台灣的國家認同 (Taiwanese
political identity) 呢？我們認為兩個民族/國家的認同是不可相容的，除非前者被定義為純粹的文化認同，因為在當前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體系裏，不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多國籍的台灣國民仍需豐富的想像力來構思，因為國家認同的選項是相互排斥的，不容半點灰色地帶或雙重效忠；在政治上只能在台灣人或中國人擇一，尤其是兩者相互敵視的情況下。 從建構面來說，由於這個國家不是台灣人自己建立的，而且當前的制度仍然是外來統治殘留下來的舊體制，並非由台灣人自己親手擘建的，連精神上都洋溢著殖民式的倚賴心態，民間自然難以加以認同。這種心理上對建國運動刻骨銘心的集體參與感，並非機械性的投票主義、或純粹的政權轉移所能取代的。如果先後來台的四大族群要要安身立命於台灣，願意形成一個共同體、甘願組成一個國家，那麼，我們應該要去找出彼此共同的地方，比如共同的敵人、經濟發展的參與，尤其較正面的共同記憶；而記憶更可以朝未來去構築，比如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制度，尤其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權力分配公式。透過這個建構過程來建立族群間更多的政治共識，可以展現我們是否要塑造一個人為民族的決心，這就是「政治式台灣民族主義」的走向。 伍、中國民族主義可能的影響
昔時，在台灣人的意識裏，祖國代表的是血緣關係所帶來的認同感。然而，長輩所留下來的記憶，並沒有區分位於唐山的漢人種族、華人文化、或政治中國，無助台灣漢人釐清自我的認同。「台灣民主國」號稱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以「恭奉正朔、遙作屏障」來表達對清庭的效忠，自我矮化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本質上頂多是中國民族主義的表現 (黃昭堂，1993)。 在日治時代，台灣人的認同是依違於台灣（故鄉）與大陸兩地之間，同時又制約於中國（祖國）與日本（內地）兩國之間（施正鋒，1999：92-101）。異族鐵蹄下的台灣人來說，遙遠的祖國似乎是一個永遠可以提供心靈寄託的地方。對於當時的台灣人面對日本殖民者引入的西洋文化及現代化建設，台灣人只得向文化中國尋求慰藉。這種對傳統的依戀，正顯現他們在文化認同上的困擾。他們寄望祖國趕快強大，思慕有朝一日來解救同胞 (吳三連，1991：74)。然而，若非有這個方便的自我逃避之處，台灣人或可能更積極地思考自力決定命運的途徑。 在這段期間，也有不少人回到久別的祖國 。「遺民意識」或「棄民意識」是用來描述當時台灣知識份子被迫亡命中國大陸的心境。既已回到祖國，為何還是棄民？彷彿遭到祖國捨棄的台灣人，在潛意識裏永遠有原罪一般，不能算是正正當當的中國人；是為虎作倀而內疚，還是因為日本人身份而相形見慚呢
？總之，台灣人面對日本是無人疼的養子，面對中國卻又是悲憤的棄民、庶子，逐漸培養出「孤兒意識」。 國民黨在中國的內戰中挫敗，不得不於1949年避秦台灣，與中共進行反共的意識型態競爭。從此，華人有兩個國家──分別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以及在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台灣人是在中國國民黨的統治下，才真正地反中國。由戰後到1980年代這段冷戰對峙期間，台灣與中國的關係為相互敵視的交戰團體；中華民國雖能在東西陣營的意識型態狹縫中茍延殘喘，國民黨雖然對內能有效統治，由於中國一直不能忘情對台灣的領土訴求，台灣一直無法為世人所接受 。 即使李登輝在1991年宣佈結束與中共的敵對關係，又將中華民國退讓為「中華民國在台灣」，在中國的掣肘之下，仍然無法普遍被國際社會承認，也就是不具法理上 (de jure) 的主權獨立。而近年台灣的政經也有長足的發展，民間社會又展現相當強韌的活力，但是外交上的挫敗卻如江河日下，對外只能委曲求全以政治或經濟實體身份，參與一些不用主權國家資格的周邊組織 。也就是說，當前的台灣本身雖然具備 (qualified as) 成為國家的一些必要條件，亦即人民、領土、及政府，卻還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主權獨立國家，因為民進黨政府即使透過選舉來取得相當的「正當性」(legitimacy)，中華民國在台灣充其量只有實質上的 (de facto) 主權獨立。 在中國逐漸放棄社會主義路線、改採經濟開放之際，兩岸的交流反而強化彼此的分離感；儘管台灣不再被異族統治，面臨台灣海峽對岸中國人的併吞威脅，台灣人不願多年辛勤奮鬥的成果付諸流水，中國儼然成為台灣民族主義所需要的「主要他者」。民間對中國的反感日漸，除了「經濟式民族主義」的思考外，近年來台灣民族主義則表現在對於前途的焦慮，要歸功中國一再以武力威脅。1995、96年的飛彈演習的惡意挑釁，已經超越內戰的本質，中國政府把兩岸間的最後一絲聯繫斬斷。 中國自從19世紀以來，飽受列強欺壓羞辱，我們自然應該嘗試去了解其民族主義為何高漲 。不過，在經過二十年來的經濟開放，中國的國際地位有長足的進步，並不須要再像以往使用周邊的領土來定義其民族自尊，否則難逃世人「霸權式民族主義」 、或「擴張式民族主義」的撻伐。中國既是亞洲甚至是世界級的泱泱大國，應該可以更寬宏的氣度來看待其鄰邦，尤其是不論在文化、語言、或血緣上有一定程度的淵源，甚或在經濟上有一定程度依存的台灣。近年來，中國一再以攻擊性的方式來打壓台灣獨立建國的主張，強迫台灣領導者接受「一個中國」的公式，很難不被解釋為要以領土併吞來擴張其權勢，反倒是促成台灣民族主義的高漲。 陸、結語：民族自決下的和平
台灣民族主義的具體實踐，除了要以主權國家的肇建來抗拒中國的併吞外，還要擺脫國民黨的束縛、打造自己想要的國度，包括政治民主、經濟自主、社會改造、以及文化重建，更要致力於多元族群的整合，也就是台灣民族的塑造。總之，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課題，就是如何將台灣構築為獨立的民族國家。 自從現代民族國家出現以來，台灣人一直承受外人統治，沒有自己的國家 ，因此，「如何有自己的國家」一直是台灣人夢牽魂縈的目標。台灣人的民族意識發軔於日治時代的「留學生運動」。一次大戰結束後，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思想方興未艾，這些先行者接受理念感召，也受到愛爾蘭及韓國獨立成功的刺激，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要求台灣能與日本內地平等的自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列強私相授受，將台灣交給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一直要到國民黨統治的白色恐怖時期，台獨意識才開始由海外台獨運動者積極推動。基於至高無上的民族自決權，他們宣揚台灣的主權屬於所有的台灣住民，台灣的前途自然應該由台灣人自己來決定，不能假手他人。 站在和平研究的角度，沒有戰爭、或暴力，只能算是消極的、或是負面的和平，至於積極的、正面的和平，是要以社會公義來促進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包括人權的保障，尤其是民族自決權被視為最基本的人權 (Alger, 1999)。目前國際體系既以國家為主要的運作單位，想要有自己國家的民族數目，卻遠超過當權政治菁英所願意接受的程度；除非我們能改變國際運作方式，譬如世界政府、區域邦聯、經濟共同體、或是民族，剩下來的不外適度增加國家的數目、或是盡量減少民族的數目。 自從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體系的經濟運作明顯地有全球化的趨勢，政治上卻日異分殊化，民族自決的理想逐漸被接受，蘇聯、以及南斯拉夫的解體為最好的例證，也就是說，適用自決的對象不在被限制為殖民地的解放 (Freeman, 1998)。對於民族主義的勃興，傳統的看法是悲觀的，相信民族主義間的相互競爭註定會導致國內衝突、或是國際戰爭。究竟是因為民族主義本身命定要挑起紛爭，還是因為強權不願實踐民族自決的原則，在強力壓制下引發衝突？ 我們當然反對希特勒式的民族主義幽靈重現，也就是藉口他國境內的同胞被壓迫來進行領土擴張，譬如說殘暴、貪婪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然而，如果我們真正心儀的是和平的境界，應該是要去支持民族自決權的普遍實踐，讓民族主義的理念與和平的企盼相互接軌，而非偽善地作選擇性適用。民族與民族之間是否有可能在政治上進行分離、卻在經濟上著手整合呢？歐洲聯盟示範一種可行的方向，而魁北克人也作類式的思考，他們希望從加拿大獨立出來以後，能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就等美國首肯了。 台灣人並未捲入當年國、共之間的鬥爭，而且在國民黨的教育下，「反共」並不一定等於「反中國」。台灣人的認同在與中國的三度接觸裏──戰前的半山、戰後的外省人、及當前台商與台胞──逐漸由中國人、在台灣的中國人、最後發展到台灣人，這是自我認同的選擇，並沒有要仇視中國的必然性。然而在中國歷年來的文攻武嚇下，讓台灣人體會到中國霸道的本質。 對台灣人來說，台灣民族主義意味著祖先打拼的成果，決對不會雙手奉給任何外人，即使是遠親近鄰的中國。對中國人來說，如果台灣的取得只剩廢墟，卻要付出玉石俱焚的代價，中國民族主義代表的又是甚麼？ 對於真正的台灣獨立信仰者來說，台灣不只不應再與中國有任何政治糾葛，而且還要獨立於所有國家（黃昭堂，1998）；也就是說，台灣獨立於中國的目標，不能以犧牲自主性來交換。如果中國擔心一個獨立的台灣會不利中國，為何中國不主動支持台灣獨立，讓台灣人開始體會中國人展現的手足之情？ * 發表於東吳大學、民族主義學會主辦「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學術研討會」。台北，2000/12/2-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