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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的認同──本質主義、還是建構主義？ * 施正鋒
淡江大學工共行政學系暨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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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去年（2005）夏天，前總統李登輝在台北的華泰飯店宴請台派學者，說是要大家由文化層面來探討台灣人的國家認同。我當時由其他地方趕來，稍微有點遲到，走上二樓，只看到文建會具名的場子，因而掉頭就走，還是熟識的記者好意告訴我，沒錯，就是這裡；狐疑中被請入座，位子竟是在李總統旁邊，也因為被尊敬的長者恭維了幾句，多喝了幾杯紅酒。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不過，在吃完飯後，一直沒有邀稿寫論文的電話。忽然，在年底，當時的文建會主委忽然邀請喝咖啡，說是有事相託，才知道，先前提案的兩名學者因為手上的案子太多，忙不過來，看我能否先接下來，再辦理延遲執行。我向來不主動向公家申請研究計畫，免的麻煩，不過，在盛情難卸之下，也就欣然答應了。 沒多久，由於行政院長謝長廷無預警下台，由蘇貞昌接替閣揆，而陳其南也被邱坤良取代。由於前主委不方面再繼續指導，現任主委又不方面介入，這個案子算是作得比較自由；不過，當時陳主委口頭答應出版論文集，人去政亡，既然功勞掛在別人，當然也就不了了之，最後，還是由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來出版，否則，研討會原本的目標是將學術探討對社會推廣，可能就要功虧一簀了。 本來，這場「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學術研討會」的主軸是文化層面而已，在執行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除了總論以外，應該可以再加上他山之石、以及多元族群的面向，因此，原本規劃的的十五篇論文，到最後議程定稿，竟增加到一倍之多。還好，我們儘量節衣縮食（譬如中場休息不吃點心），加上學會的幫忙，在國家圖書館的會議也圓滿完成。 我們在舉辦研討會之前，先舉行三場座談會，除了要告訴撰稿人我們的期待（釐清國家認同意義和內涵為何、目前國家認同之現況、國家認同之發展過程、以及未來如何建構共同的國家認同），同時也是希望彼此交換意見，以免讓研討會的論文看起來沒有聚焦；當然，這也是主辦單位所買的一種保險，當作是分期付款的頭期款，只要作者先交個摘要，頭洗下去了，不剃就不行了。大體而言，作者的摘要都納入論文的定稿，不過，第一場座談會涉及族群間的對話，幾乎是真情流露，這是在緊湊的研討會中無法呈現的，因此，我們就把未經過與談人過目的錄音帶整理稿，放在這裡。 施正鋒：國家認同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題目是訂為「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我會認為這個題目是相當本質主義的。如果是由本質主義來看，就文化的面向台灣和中國是很難切割的，所以我就比較大膽認為應該要維持的東西就要繼續維持，例如音樂、文化等等。我另外找一些朋友是寫台灣族群的面向的，由不同族群的面向去探討相關議題，過程比較困難的部分是尋找外省族群的朋友，不過後來也有找到彭老師願意討論，閩南人方面也有找到，所以第二面向是著重於族群議題。第三大面向是「他山之石」。找幾個國家和我們這樣多元族群的情況一樣的，例如美澳紐加，也找了一些民族國家的例子，像是日本或法國等等。在Introduction中會有三篇探討文章，一篇是寫關於和解／省籍方面的，牧民寫就政治學者角度來看此議題的看法。整個活動共會舉辦三場，今天主要族群為主。我的提案裡面也是提到主要探討這四大主題，還有名詞解釋的相關討論，例如nation identity是國家認同還是民族認同，但是講民族認同的時候有時候又會混淆成文化認同，例如那天阿扁在講雷震的時候所描述的，跟政治學上的nation identity不一樣。我想第一個我們必須把一些概念釐清，第二討論目前情況，再者討論發展的情況及過程如何，第四則是站在比較建構、建議性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議題。大家參加這場活動，每位都寫了大概一千字的文章，我來介紹一下今天的與談人：李勤岸教授（未出席）、浦忠成教授（原民會前主委，鄒族）、陳牧民（丹佛大學中國研究，彰師大政治學研究所）、彭渰雯（世新行政管理學系）、楊長鎮（民進黨族群事務部主任，台灣目前客家族群中論述很強的學者）、謝若蘭（東華大學），另一位是我們學會的副理事長莊錦農老師，待會會到會場擔任共同主持人。每位與談人每人發表10分鐘，剩下的時間作為交流時間。 浦忠成：主持人、施教授、各位伙伴大家午安。很抱歉剛剛遲到一下。等到我弄清楚整個狀況以後，我才為這篇文章後悔。應該要談的是不太一樣的東西。因為國家認同要怎樣去釐清著實不是件容易的事。本來要建立認同，應該是最簡單的。有幾個原因讓認同這件事變成困難、矛盾及弔詭的現象。我們小時候也會高喊我們是炎黃子孫，也要跟著打回南京，很多認同其實是因為原住民內部的社會組織只是到了一個部落的階段，還未建立一個民主的意識，更不要講國家了。也就是這樣的分散情況，組織非常地破碎，就沒辦法在這個土地上建立原住民族對外去談話及伸張的機構，過去的歷史完全無這樣的紀錄。有次，日本的諸侯，曾經派過特使以領導著身份去呂宋島時，還特別送信給台灣國的代表，但這封信後來送到哪去沒有人知道，還好日本人有留底，內容大致是要求台灣國要朝貢之類的。所以由這個事實可以瞭解台灣根本無法談集體的認同或者是國家認同。台灣原住民力量的破碎，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後來殖民統治者的更迭，政權不斷地改變，以目前來看，漢族朋友的認同其實有比較清楚的輪廓，但是原民朋友是模糊不清的。前幾個禮拜烏來的立碑事件，也是一樣。很多老人會懷念日本人，原住民尤其懷念，我的一位好朋友夏村座次郎，他說：我到原住民部落去，有時候會感概。大家看到我，老人會跑去屋子裡，馬上穿戴好出來對我行禮致敬，開始唱日本軍歌。這是日本右翼份子才會做的事，現在日本的年輕人早就忘記這段了，他們只關心自己目前的情況，反觀看到台灣原住民部落，竟然還有蠻多人會這樣做，而且原住民朋友，有些老人說日語還說的比現在交日語的教授還要好，真的很匪夷所思。由他們的資料顯示，過去原民接受日本教育的比例比漢人高出很多，漢人還有私塾、學堂可以念，但是原民是完全接受日本教育，所以這種狀況的產生是很正常的。所以前面所提，國家認同本來對原民來說應該是件很容易的事，現在變成非常弔詭和複雜。所以要處理這樣的情況，應先從歷史的脈絡來尋找這些變動的痕跡。要建立所謂的認同，或者是集體認同，是要花一段時間的。我就先跳到原住民的本身來看。在未來處理國家認同這部分議題，原民應該如何找出自己的位置，先從集體參與國家法治建構這部分做起，就像這幾年的所參與的一些活動還有去年建立的基本法，都可以看出慢慢呈現效果了。對原住民知識份子來說，是覺得非常欣慰。過去多少年的訴求，在那個法案裡面，精神層面的部分已經全被納入。我經常聽到正峰提到，要讓弱勢族群、不同民族有參與國家的感覺，過去原民並沒有這種感覺，那種參與的感覺是被迫的，被洗腦的，經過長期統治而形成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錯亂的認同，是因為這樣而形成的。如果能夠，讓一個國家整體的體系裡有一種可以讓他受到尊重、被接納以及給予空間的，是比較可行的，這樣的氛圍已經在原住民社會裡漸漸感受到。原民朋友提到原權會的運作，說最近原權會呈現停滯狀態，不再有聲音了，我說當一個環境已經慢慢轉向一種支持或尊重給原民空間的時候，這種原來反主流社會，或者是抗爭的團體就會退居幕後休息，如果局勢再改變，它可能就會再起來，這是很現實的問題。由這些情境的改變，我們也可以看到原民朋友逐漸形成的認同，同時也是讓原民瞭解到自己在認同上的轉變。國民黨十幾年的統治下，當然也有類似的狀況。國民黨的方式是，我要吸納你，你要認同我並忘記你自己，不要保留原來的面貌，應該要徹底的成為漢族或炎黃子孫，認同我的知識系統，認同我的文化等等，但現在的作法已經改變了，現在是尊重你的存在，給予你空間去發揮，成立原住民自治區，這是現在和以前很大的差別。在日據時期是主張原民不是具有人格的主體，必須服從殖民者的法律，否則甚麼都不是；國民黨政府時期是同化，現在的情況截然不是。我覺得現在是一種正向的作法，讓原民對國家的認同透過現在的作法而奠定基礎。所以我是從這樣的角度去看原民認同問題。之後，當形成認同之後，還要思索可以提出哪些貢獻。以前原民的角色是一種負擔一種禁忌，事實上其實不然。舉例來說原民其實很尊重大地，不強調開發、破壞及掠奪資源，這是原民可以提供這個國家一個很有力的項目。當然還有很多例子可以舉，因時間的關係先說至這為止，謝謝。 施正鋒：我補充一些經驗。有次我們在台中舉辦一個關於霧社事件的研討會。一些很老很老的老人家看到我覺得很熟悉一直跟我講日本話，可是我又不會講，這經驗相當有趣，提出來讓分享一下。 陳牧民：謝謝施老師和莊老師。先跟各位抱歉，因為我來不及寫1000字的題綱。因為我本身學科的關係，我學的是政治學，尤其是國際關係，目前台灣我覺得從族群的角度切入來看，這是個台灣政治學界必須要急起直追的方向。我從幾個角度來看，第一在整個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界發展來看，一個很重要的發展趨勢是研究族群、研究認同、研究民族主義，其已經取代了傳統研究政治行為或權力等這方面的議題。就以比較政治來說，像1980年代基本上沒有人在談民族主義。在冷戰結束之後，包括在前東歐、非洲，在世界上不同地區發生的種族衝突，使得民族主義的論述和相關研究立刻成為整個政治學界非常重要的議題。一些過去專門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例如Andy Smith, Benedict Anderson,他們所對於民族主義或文化認同的文章或書籍，在1990年代之後立即變成整個比較政治學界所要求學生必須要閱讀的標準教科書。在國際關係這個領域也有這個現象。在1970年代、80年代，整個國際關係主要研究的方向主要研究在無秩序狀態的國際體系下，大國之間如何進行權力平衡，這是很傳統的結構論述；到了80年代中期之後，在國際關係理論趨勢發現，國家的行為或者是一個體系中的主要的行為者，其行為不是只追求對自己的利益，而是其背後所支撐的認同，唯有他在體系中有其地位，才會產生行為。這樣的研究方式相當程度地顛覆了傳統，把國際關係放在實證主義這種傳統架構下，那也因為在國際關係及比較政治這兩個領域漸漸地強調民族主義、認同、及非物質力量如何去影響國際政治秩序的趨勢，也使得我覺得在跟西方國際政治或比較政治方面台灣應該要瞭解這樣的趨勢。台灣現在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呢？過去台灣在研究兩岸關係，尤其台灣的國家認同和兩岸關係有一定程度的聯繫，過去的研究都強調在中美台之間的互動，現在我們從過去這幾年的一些學者研究慢慢發現，在研究兩岸關係尤其是台灣怎樣去面對大陸的過程中，慢慢開始有人去注意到其實台灣島內的認同事實上是推動台灣怎樣去建構大陸關係的重要因素。我看到丁文方老師、劉義周…也都慢慢有在做。他們對於未來我們台灣社會有甚麼樣的影響，不論在比較政治或國際關係學界中，他們有沒有可能會影響整個台灣對於這類議題論述的方向，這是我自己感興趣的地方，我其實沒有很有系統地做過這樣的議題，我其實是想把它當作一種挑戰，並就這個角度來切入。希望說能夠從傳統的政治學界只強調投票行為的方向，找出一條可以用另外一種角度論述的道路，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跟大家報告，謝謝。 施正鋒：在這補充一下，前陣子我去聯合大學他們要成立客家學院，我去幫他們interview一些人，這中間跟客家學者討論，包括張維安、蕭新煌等等，他們很奇怪說，你們這些政治學者怎麼都在做voting behavior，坦白講那些沒有思想也沒有脈絡可循。我想這是政治學者看起來可以騙人的方式，以量化或SSCI來顯示資料。我這裡提供一個延伸導讀，美國Woodrow Wilson
Center的一份newsletter中提到台灣的國家認同，找了三位學者June Dreyer、Thomas Gold、Shelley Rigger做了研究。我不一定同意他們，但至少顯示出來人家政治學者比台灣的政治學者更honest。 彭渰雯：其實剛剛在聽的時候，我還有點驚訝。陳老師講說政治學者都沒有做認同，在我的印象中大家都在談認同，談到我覺得已經很over了，太多人在談了。所以我其實一項不太講這方面的議題。然後，特別若蘭找我的時候還問說我是不是外省人，大家就在猜，然後我就是說誰發現的。其實這個部分我一向是不太外顯，而且我跟若蘭說，很有趣的一點，是我的國語也不是那種很標準的外省國語，還有台灣國語的腔調，我印象很深刻，在我大學時期，當時我念政大新聞系，是因為小時候大家都在看李豔秋主播，所以從小就有憧憬。所以當我大學到了政大新聞系之後，遇上了一些國語字正腔圓的台北小孩，那因為我是台中來的，所以我就覺得當場主播夢破碎，當時同學知道我是外省人也很驚訝，覺得我怎麼可能是外省人，因為我講話的腔調一點都不像。曾經有一段時間，我不像外省人這件事讓我有點創傷，那個時候我覺得我還有外省認同。所以其實若蘭找我的時候我其實覺得很驚訝，覺得外省人這麼多，怎麼可能沒有適合的人來講，但我在想可能因為要作為一個外省人的identity來講，在今天是一件有點冒險的事情，因為隨時都會有政治正確的壓力。但我覺得還是可以來反省一下，所以我就著手開始寫，文章寫到後來的發展，有些是我無法控制的，因為想到一些事情，所以其實沒有一個很具體的結論呈現。講到認同時浮現了我的第一個記憶，文章中也有提到，我的老師Susan Fainstein，她是一個猶太人，她覺得很多猶太人很熱衷地辦一些猶太人的活動，但她覺得沒興趣，然後我就在想，今天如果是一個大戰結束後不久，應該不會有猶太人這樣講。那Susan Fainstein可以這樣講，讓我覺得蠻感動也蠻羨慕的，因為她可以對於她的猶太認同不趕興趣的自由，而且講出來也不會有困擾。其實在那個課堂上大家在討論差異政治和認同政治，陳老師應該也蠻熟的。我覺得差異和認同的what matters不是identity本身，而是怎樣的identity會被打壓，會被次等化，或者因為identity而造成其不公平的citizenship。我覺得用這樣的一個論述或角度來思考台灣的族群認同問題，會有一個比較清晰的分析。這裡我其實是特別把族群和國家分開，我覺得這兩者還是不一樣。在族群上，今天基本上我們都覺得多元，在主流論述上，每一種族群我們都很重視，除了目前在外籍配偶身份認同上可能還有些問題之外，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族群都可以有不同或自己的發聲位置。所以我覺得族群的認同是一個比較樂觀的。寫到後來，我覺得台灣比較難解的還是國家認同的問題。回到族群的部分，我覺得今天以外省族群第二代的角色來談，我回憶了一下我個人經驗，文中也有提到我的爺爺，寫到後來，其實還是會蠻有情緒的。族群的問題我們可以擁抱多元，但國家的部分，台灣比較困難的問題是國家認同我們會形容為分裂或有問題的，而不是多元。為甚麼國家認同不能是多種的而是個issue。這個其實就回到我的標題，而我是從正義的角度來看台灣今天認同的問題。因為目前面對一個很強勢的敵人不讓你自己發聲的，中國，使得台灣認同的問題，甚至在國際上的討論的時候都應該要從基本的國際正義的角度去看。我當初會看待這樣的問題，也是女性主義的啟蒙，這個國家認同的轉變，也是因為當初跟一些女性主義者談到才有想法。起初我不把台灣的獨立當作一個很重要的議題，我朋友就說你既然是一個女性主義者，怎麼不會把台灣的獨立當作是一個議題，今天如果你認為你的爸爸或你先生叫你閉嘴，不讓你講話，這是一個可以討論的議題，那你怎不會將台灣和中國的關係想成是問題。我覺得這真是一個當頭棒喝。所以我從那樣一個框架的改變來看待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到今天，我也覺得這是一個關於正義的議題。先講到這邊。 施正鋒 ：謝謝彭老師。所以真的是有emotional的問題，其實我們都沒有exchange過，所以無法真正瞭解這件事情對每個人或每個族群的影響。但我也真的不曉得是因為你specific或對外省族群是真的那麼強烈的感覺，不過這應該是蠻好的經驗分享。 楊長鎮：我沒有看那幾個題綱，我就從大主題討論客家議題。我想分兩個層次來談，我還是先報告一下我寫的題綱，後面附有三篇文章，其實是我在不同階段，站在客家的立場，碰到來自於非客族群的一些挑戰和質疑的時候，分別寫的東西。第一篇是我當時剛參與族群運動，我站在客家運動的角度所寫的，當時也有參與原住民運動，那時候是刊新潮流副刊號上面所寫的。當時是面對統派要收編客家運動，他們用階級的問題來解釋客家運動，那時候人間出了一集專號，專門談客家。基本上就解釋說客家在歷史上是工農階級，因此是階級運動。那依照陳映真的講法，閩南人中許多中產階級，所以台獨運動中比較多閩南的資本家或小資本家。那時候我就覺得很奇怪，我們才剛要上街頭，你們就幫我詮釋完，覺得有點不服氣。所以我對話對像是陳映真本人對客家運動收編的論述。第二篇是客委會要成立的時候，我聽到一些閩南人朋友說怎麼沒有河洛委員會，覺得客家人是新貴，而覺得有點不以為然，所以我從一個客家運動者的角度，就參與客委會創立而寫的一些東西，認為客家文化不只是客家人自身的文化，而是一個台灣國族裡的一種資產，我就這種角度去詮釋。第三篇是因考試院閩南試題風波中，世界客式總會出來嗆聲的事情，針對這件事，台派裡頭有些聲音對客家運動有些批判，我是對他們做些回應。簡單來講，我覺得客家運動在台灣並不是客家人第一次產生客家運動。回溯到更早，大概就是羅香淩之前的時期，我先解釋那段的客家運動。當中華民國，或中華國族在建構的過程裡面，整個中國當時的民族學、人類學、甚至歷史學及其他的人文社會科學都一樣，在進行一個知識認知論或認識社會論的整編，這樣的一個整編，是在國族主義重構的情況下所做的學術動員。基本上，在那個過程中，少數民族就面臨了必須回答你是中華民族中的哪一種東西。如果你是漢人，你不會被質疑；如果你不是標準漢人的時候，那學術研究上或當事人本身就必須去解釋你在中華國族中的背景到底是甚麼。基本上那時候的人類學就是把所有的民族，上溯到三黃五帝，我們的祖先都是兄弟，那系譜的關係就完成了。基本上那時候的客家認同和客家研究就是客家人被黃埔人污名化，就像山地人被平地人污名化那樣的一個經歷裡面刺激了客家運動，刺激了客家學者的研究尤其像羅香凌的客家學。所以在國族建構中minority都不去回答其在國族裡的身份；majority就直接代表那個國族。到現在台灣一直在討論台灣有沒有族群問題，大體上majority都不太認為有族群問題，minority都會認為國家認同問題當中必然有族群認同問題。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在反省戰後客家運動與中國當時的客家運動所得到的心得。戰後台灣的客家，在中國化建構的情境之下，如何建立其認同，我想基本上，光復之後，不分閩客，甚至原住民，大部分的人接受中華化、中國化，這之間有些整肅和鎮壓，也有些抗爭和反抗，但基本上，這些中國化是成功的。那客家人在這樣的中國化過程中，接觸到了來自於中國的客家論述，這樣的客家論述是客家人是正統中的正統；因為是漢族中的正統，而漢族是中華民族中的正統，所以客家人是正統中的正統。這對minority來說是非常能夠接受的一種論述，所以就安於這樣的國族建構裡面。尤其在台灣是一種少數、邊緣化的minority，而現在突然跑到中心，而且是中心的中心。所以這樣的一套東西在整個台灣中國化的一套情境之下，很容易被客家族群作為一種反射性的東西。也因此在台灣國族重構的過程中，原來在中國國族裡頭自認為是核心中的核心的客家人比起其他人來說會有比較多的不適應，比起其他族群需要比較多的調整。閩南、客家、原民原本都是弱勢，但閩南是多數，外省是少數但是是優勢，佔據國家機器核心的位置，所以當被壓迫的本土族群在民主化／本土化的情境裡面，開始浮出來的時候，客家人感受到兩種東西，一種是在中華國族中原是核心，在新的國族中，勢必要變動而產生危機感，就像外省族群一樣；那麼第二個，閩南的多數浮現，原來只需要面對外省優勢，把外省優勢用中國國族的中心去解釋，他可以安頓的，但在民主化情境下，閩南的多數浮現了，也就是人口的自然力反應至政治力時，客家人開始不安焦慮，怕會被更趨邊緣化。我想這是很多閩南人對客家人危機感不瞭解的地方。也許就是李樵所說的北部客家人外省化的問題。這種危機感和外省的危機感類似，但有些細部的不同。在這過程中誕生了兩種客家意識，一種是作為客家人自我本體意識的自覺；也就是說當台灣人的本土意識覺醒時，做為minority的客家人必須比一般的閩南人進一步去回答，因為就是不一樣。如果你是majority，你是台灣人佔的人口是70％，你就直接回答就可以了，可是當你是客家人的時候，顯然回答你是台灣人還不夠，你是台灣人中的客家人。也就是說其客家意識的覺醒，客家認同其實是作為其本土意識的覺醒，是作為其台灣人的認同建構。另外一部份的人，在國族重構中產生危機感的，其客家意識其實是作為對於閩南優勢形成的一種焦慮對抗。所以想回到過去中華國族中「正統中的正統」的中原國族意識，所以反而更刺激了其中原意識的覺醒。所以他們過去可能不談這個，安於均質化、同質化的中華國族之下就可以了，但現在會比過去更強調其中原意識和中原正統。所以我說台灣的客家運動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台灣客運，一種是中原客運。這當中，一種是去中國性的強調，另一種是中國性的再強調。過去談台灣的族群，不論是講四大還是幾大，基本上是我們把不同問題主軸上的族群分類，打成水平通範稱呼，但基本上大概有三層，最近也許變成四層。第一是原漢，分類概念是殖民和被殖民的關係；再來是本省和外省，也是殖民和被殖民的關係；第三閩客，概念應該是多少的關係，一個社會中多數族群和少數族群的關係。多少的關係裡面，產生焦慮的客家人產生其中原客運，可是，其實，中原客運和台灣客運其實是交叉更多的。在另外的情境下，例如外省本省的情境下，一個被殖民的想像裡面，其實，又有一定程度的台灣意識，所以對客家人來說，這兩種意識是經常交錯的。我想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架構去看其他的族群。在種種關係裡頭，如果回到原漢關係當作一個參考點，台灣的多數人都會認為其是一個加害者，但在其他的關係裡，他可能強調的是受害者。閩南人會強調自己是當中的受害者，是被殖民的；那客家人除了這個之外，又增加閩客關係，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如果我們的族群意識的覺醒是一個受害者的意識的覺醒，大概就是看到被壓迫的那面，而比較難去看到這樣多從關係中，自己身份的另外一個面向，也許自己可能也是加害者。在這種加害者及被害者的建構裡面，會是台灣自己在地經驗、多元文化主義中很重要的動力。我們能不能喚醒這樣多重關係裡雙重角度的多元文化主義的思考。當然對很多人來說多元文化主義是一種櫥窗，資本主義體系的自我正當化，或者是自由主義裡一種解決危機的方式，不過我覺得多元文化主義還是一個在開放中可以不斷被建構的東西。我自己如何看待建構呢？我認為多元主義是一種只是多，而各行其事沒有互動；但多元主義也可是在自我的族群身份上的覺醒（加害／被害）。從這種多元化裡頭看到自我族群關係的多元化。也就是說自己的族群身份是在自我辯證過程中不斷重構的。所以我稱呼其為一種辯證的多元主義。另外一點，多元不只是要歌頌差異性，或對過去同質化的一種反動而已，其真正的反動有可能透過多元變成一種消極的抵抗，我想majority比較容易採取這樣的角度。這種角度在政治正確的角度裡，就被櫥窗化而已，對多元來說就是一種危機需要被批判。如果說就這種辯證的多元角度去看，我們歌頌多元其實就進一步會發展到說認為多元是一種資產，就會提倡不同元之間的互動，視作是族群身份自我實現的必要實踐。如果是受害者，就會強調主體性，如果是加害者就會強調謙卑學習；此時，多元就會變成護衛主體性的學習。我想還是得歸結到辯證的概念來。我進一步談的是說過去在這過程中，尤其是majority，喜歡去族群化來談問題，因為其正當性被挑戰了。基本上外省人和閩南人比較不趨向用族群化的角度來談，比較喜歡講族群問題不嚴重是政治人物所操作出來的。有兩種去族群化的談法，一種是從階級、性別企圖將族群解構掉，我個人認為這是無意義的；另一種是自由主義去解構，但卻處理不了以族群為主題所發展出來的問題。有一種比較積極的是用公民民族主義來取代族群民族主義。自由主義在不同時空之下的實踐讓人群自己脈絡化，因為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所共同建構的歷史，讓你們成為共同族群，已經把社群主義拉進來了。但是我仍然懷疑說，光是自由民主這樣的價值信仰就可以去建構這樣的共同體嗎？或者至少對原住民、弱勢族群來說還是遠遠不夠的。公民民族主義加上辯證的積極多元主義，這兩種如果能夠整合起來的話，才能夠解決一種新的國家認同的問題。在這樣的過程裡，我覺得中華性不會被那樣強烈的被污名化，只會變成共構的一部份。謝謝。 施正鋒：像我在聽別人講客家話的時候還可以蒙混過去，但我在聽長鎮講客家話的時候，就很辛苦。因為他講的很多很抽象的東西，本來是客家話沒有的。我補充一下，最近在念一些東西我想做一些釐清，有四個主義：1.民族主義2.自由主義3.憲政主義4.多元文化主義。就邏輯上就有六種可能。另外我想到客家人就想到魁北克裡頭的加拿大人的例子，講英語的是多數，講法語的想抵抗講英語，讓我有這種感覺。 謝若蘭：我蠻贊同渰雯所談的，這其實是一個正義的問題。這應該是跟我的major有相關，我念的是justice study。她所提到的Irish Young 的justice and politics of
identity都算是我們一定要念的東西。其實對這些東西，還蠻有相同的感覺。在談認同的時候，我們在談的是一個正義的問題，我寫的文章是要怎麼去處理這樣子的問題，符合正義的程序。Anyway，回到這邊，其實在談認同，我覺得從女性主義觀點，我們很多東西都一定要從經驗為出發點來看。我小時候是被誤認為是原住民，甚至我出國之後，還有人問我是不是，其實，我小時候是那種我覺得我是閩南人但被灌輸說是中國人，經歷過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尤其是在念神學院時候，其實是比較有所謂台灣人認同的部分。可是也是同時在那段時間，我開始去參與一些平埔族的祭典，也才發現我阿嬷那個部落整個都是西拉雅族，是很純的，我阿公阿嬷都是。從日據時代戶籍謄本上調出來的資料有手的紋路，目前我身上也都還有。那時候沒有很強的平埔論述，大部分都是一些有關於人類學的研究，很少談到這個問題。反而是從美國那邊接受到關於原住民認同的思想。其實這之間，我覺得比較需要提出來談的是，我們看到國內外一些在推展有關台灣認同運動的人，會強調台灣有超過75％的人是平埔族血統，不管是用DNA或研究表示，我們不是炎黃子孫的架構下出來的，而是應該要認同平埔族的身份，用這樣的方式脫離華人的架構。對於這樣的說法，其實我會覺得很尷尬，尤其是在海外的台獨運動中，當遭受到反駁時，例如，他們認為你們的媽祖也是中國來的，講的方言也是中國的，吃的也是中餐，那你們到底哪一點不是中國的東西，前述的講話就會很快地被拿出來當作反制的說法。其實我心裡會覺得難過，因為認同這東西一定是會被操作的。尤其是平埔認同這東西一定是被操縱的。這樣子的話會造成傷害，我們要怎樣處理平埔族這個區塊，甚至說在情緒上會受到傷害。其實我對於這個認同的感受並不見得會比那些經過原住民身份法通過之後更改身份後認同原民身份的人來得低。原住民這個身份為何我們會認同得這樣辛苦？後來會想說其實就於平埔這個區塊，應該是要用另一種方式來處理。這牽涉到說有關有些人急於想做台灣國家認同，所以拿平埔出來當成一個脫離漢人華人的一種論述操作。我覺得對於台灣的認同我沒有任何的疑問，可是當以平埔議題為方式時，就會覺得有點傷感。對於我在這整個台灣族群架構之下，我是一個甚麼樣的人，這樣的情感就會很糾纏不清。我兩年前回到台灣之後，在教族群關係時，問同學或同事，你覺得台灣要處理的是國家認同問題還是族群認同問題，就會出現各自不同的人馬說法。我認為，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有族群認同的議題，除非是一個單一的族群；但是我們幾乎看不到單一族群的國家存在，也因為這樣，所以就是看是用怎樣的政策和方式去處理。至於國家認同問題，全世界應該是有寫少數的國家有這樣的問題，我覺得像最畸形的應該是台灣，到底是要認同台灣、中華民國、還是中國….，一切都很謬誤。當然這跟整個台灣整個整體意識有關連性的。所以我覺得就我們兩個月以後要處理這個議題的時候，談國家認同時候，一定會談到族群的。就平埔族群而言，有時候我也都不敢講說出一個代表性。可是當我要講說平埔族也是原住民，也會怕說放到原住民分類會侵害到他們的權益，但我也不全然覺得我是閩南人，有時候會覺得根本就是四不像；所以我在想除了平埔族這個區塊要放在那個架構底下去探討；另外一個可能要加入討論的是外籍配偶問題。我們面臨到的是這些外籍的下一代他們長大之後到底是甚麼樣的人，當然認同是很主觀性的，但血緣上是脫離不了關係的。不能去忽視血緣部分的存在。如果沒辦法有一個很合理公平的政策，即便是有差異性的，讓我們生活在這個地方同樣地享受一樣的資源，我想在國家認同的議題上會一直都產生歧見。 施正鋒：若蘭提到說這個族群認同感覺上在講正義公平、資源分／支配，不過，我要提醒就是說，你在講正義的時候，我只是看到今天報紙上寫原民會與教育部已經對未來加分部分提出兩個部分，一是說那些殘障、弱勢的覺得認為原住民排擠到他們，我覺得這是兩種不同rights的來源。在講正義，也就是在講權力吧，那權力的來源不一樣時，講不好聽的我會覺得是一種狗咬狗。當時研考會要廢客委會和原民會時，有些學者就講說你一定會被合併的，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搶未來的主委，我說不要，你就是不要放棄，堅持要有才行。這就很明顯的要讓客委和原民去相咬一樣，就像以前閩客一樣。可能這個權力的來源部分我們要處理。第二個會覺得說有關血緣、等質化的問題。有人會說很多原住民都不會講原住民語言，算甚麼原住民？我想客家族群也是有這樣的問題。有些人認為只要族群認同就好，有些人認為分配處理好就好，像民進黨裡頭有些人認為分配處理好就好了。但是除出了分配處理好包括政治、經濟等層面之外，還有一些抽象的東西，不是資源分配就可以處理得完的。比如說，我一直在懷疑，到底平埔族要甚麼？可能不是加分。我想平埔族本身要去釐清到底要甚麼？你的right到底包含甚麼？可能只是一個集體認同而已，可能不是一個個人的福利。所以我想平埔族最大的問題應該是整合的問題。 *《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序〉。2006/11，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