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懷吳潛誠

陳芳明

去吧，去把，你在墳中比較安全
──葉慈（W.B. Reals）

　　愛爾蘭，曾經是吳潛誠與我的共同隱喻。所謂曾經，則已經是十五年前在西雅圖的舊事了。在友人家的聚會裡，我第一次看到沉默卻溫暖的他。北國的初春，屋外許多枝葉已忍不住萌芽；隱隱的生機，到處都可尋到暗示。只是在夜晚，還是會出現餘霜。在那樣寒暖不定的季節，我們有了簡短的交談，縱然語言不多，現在回想起來，也還是一次愉快的經驗。就在那次對話中，我獲知他研究的是愛爾蘭詩人葉慈。
　　詩，能夠挽救生命嗎？詩，能夠使整個民族獲得救贖嗎？這些問題在那段時期苦惱著我。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回到西雅圖的華大校園時，已在海外運動涉入極深。幾乎沒有多少人敢於與我接觸，畢竟在官方的思想犯名單上，我也在行列之中。我也主動與其他舊識保持疏離的關係，因為那時我也陷在迷惑之中。對於學術或文學，我感到懷疑與納悶。我不再相信詩，只因為見證當時許多朋友無端遭到逮捕。特別是美麗島事件後的林家血案，更加使我確信詩是不能夠換取任何具體的行動。在那詩是不值得信賴的年代，我與研究現代詩的他不期而遇，應該是一種神祕的事。
　　我對愛爾蘭歷史的認識，是從英國史研究來的。選擇英國史作為我博士課程的副修之一，完全是出於偶然。被功課的壓力所逼，我不能不涉獵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史書。維多利亞時代，是英國資本主義與工業革命漸臻成熟的年代，並且也是英國殖民地愛爾蘭追求獨立革命的狂熱年代。浪浪主義的情調逐漸消逝，而現代主義日益抬頭之際，一位重要的愛爾蘭詩人適時登場，他就是葉慈。愛爾蘭的歷史，牽引我去認識這位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詩潮的開創者。透過葉慈文學的意義，我間接體會了吳潛誠的隱晦心情。知道他是葉慈研究者之後，我再次回到愛爾蘭的世界去尋找即將熄滅的詩情。詩，成為他與我之間的共同語言；而愛爾蘭，則成為我們的共同隱喻（mutual metaphor）。
　　葉慈的詩，呈露強烈的本土色彩。島國的神話、傳說、民俗、語言，都編織他詩中燦爛的意象。他的詩是入世的，甚至還深入愛爾蘭的獨立革命運動。閱讀葉慈的作品，可以窺見愛爾蘭的歷史苦難，但也可以觸撫島國住民抵抗意志的脈博。然而，葉慈絕對不是激進的本土基本教義派。他揭露一些愛鄉主義者的庸俗、褊狹與粗暴，同時也抨擊許多對政治事務抱持漠然態度的愛爾蘭人。葉慈反對自我流離的人們，卻也痛恨那些把公理正義與本土等同起來的口號吶喊者。他需要的是一份寬宏、善良的人文關懷。對葉慈來說，人文關懷的實踐，便是潛心而細心地整理愛爾蘭文學遺產；而更重要的，便是為他所歌頌的土地創造美麗的詩
篇。讀葉慈的作品，幾乎能感受他焦灼心情之燙熱。不過，在他詩行之間，也能使人徜徉於熱情奔放的暖流。他義無反顧去營造愛爾蘭的自主與尊嚴，同時也全力以赴去鑄造愛爾蘭文化的優美與細緻。我所知道的葉慈，大約就是如此。後來我從吳潛誠那裡所得知的葉慈。
　　八０年代在海外讀書的知識分子，很少不懷有流亡的心態。我尤其有這樣的體會，特別是確知自己在黑名單上榜之後。吳潛誠是以台大講師的身分到華大攻讀博士學位，對於我這樣充滿高度禁忌的人物，毫不嫌棄與我往來。在那時已習於孤獨、飄泊的我，對於他攜來的溫情，至今仍深深懷著感謝。每次與他對話，我都有著喜悅；畢竟在詩與政治之間我們擁有太多可以分享的想像。他不諱言對台灣政治的關心，更不保留他內心的憤懣與苦悶。解嚴之前的台灣社會，思想停頓於封閉狀態，政治氣氛也呈現混沌未明。他對我能夠交換的話題，大致也未偏離起伏未定的政局。
　　我在一九八六年離開西雅圖，到定居的聖荷西主編一份《台灣文化》的刊物。這段時期，我與他的連繫最為密切。他定期為這份雜誌撰搞，並且使用一個詭異的筆名「吳笑」。我總是把他的文置於刊物的第一篇，這是因為他所表達出的文化關切與政治觀察，超越了當時海外政治運動的格局。他的遣詞用字顯得冷靜，常常能夠從一個簡單現象看到繁複的文化意義。得力於外文系的訓練，以及對於語言符號的敏感，他對於中西文化的差異現象與怪異現象，都能看到常人所未能看到的。他以埋名隱性方式所寫出來的這些批判性文章，後來都結集收在日後出版的《感性定位》一書。我對他感到歉疚的，便是《台灣文化》的經費並不充
裕，不免會拖欠一些稿費。雖然後來都請主辦單位一一匯款給他，於今想來，我還對於當時窮學生的他有無限的歉意。
　　他獲得博士學位後，立即返台大任教。猶記得他在回台後寫的文章，頗不滿於台灣的制式教育。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他提到送孩子入學，好像是「送女兒入火坑」。這是我看過最強烈的責備，但是，他並不因此就找到藉口拒絕回台。在葉慈文學傳統的薰陶下，他知道所有的人文關懷都必須回歸自己的土地去實踐。對於社會現實的不滿是一回事，對世俗事務的介入又是一回事。正是因為台灣的殘缺不全，才需要投入更多的智慧加以改造。我相信，吳潛誠回到台灣，必然是懷有這樣的心情。
　　沉重的台灣，曾經把年輕的心靈傷害得非常衰老，當我們在海外流浪時。不過，理想的是台灣則又把我們的思考燃燒得特別成熟，當浪子溯流回到自己的島嶼。我繼續在政治運動裡浮沉，他重返台大任教。一九九鋛年《文學台灣》成立時，我邀請他參加編輯委員。文學，仍然還是他與我之間的對話橋樑，只是我們不再使用迂迴的象徵或艱澀的暗示來表達對台灣的擁抱。他對葉慈文學的意義，較諸在海外時期還開發得更為徹底，但是，並沒有全然耽溺於愛爾蘭的世界。他憑藉著對詩的敏感，終於回頭注意台灣詩的存在。當他寫下第一篇有關台灣詩人的評論，我便知道他已經在實踐葉慈的精神。把美好的台灣呈現出來，正是他後
來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功課。
　　我從來都不認為任何的書寫與詮釋是可以偏離政治的，也不認為現階段的學術研究能夠保持全然客觀的立場。在解嚴的後殖民台灣，文學與政治其實有了更為緊密的結論，無論研究者是信仰何種意識形態。吳潛誠對於這樣的發展，比誰都觀察還要清楚。當他談到愛蘭蘭，想到的是具體的台灣。當他討論葉慈的文藝復興運動，他憂心的卻是台灣本土文化。重新評估葉慈的詩作時，他毋寧是在為台灣重新命名、重新定義。庸俗的台灣需要經過提煉的過程才能獲得昇華。一如他在詩裡所發現的愛爾蘭。
　　一九九六年秋天，我還在靜宜大學任教時，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耀福先生邀請我參加外文系的一場小型文學座談。在我陳述對台灣文學的一些看法之後，一位同時受邀的教授認為我的見解過於政治化，過於運動化。吳潛誠當時坐在少數的聽眾之中，特地舉手發言答覆那位教授。他說，文學詮釋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對文學的研究會滲透政治意義，有時反而比純粹學術研究的影響還來得大。坐在台前的我，自然能夠領會他的微言大義。在專攻的領域上，他與我各有不同；不過，在思維方式上，想必有契合共通之處。我忘記那天發言的內容，只是在那樣的場合，不免又勾起在西雅圖霜天裡初次相遇的回憶。他穩重的聲音，流淌著難以言喻的溫暖。
　　知道他有肝病的消息，已經有一段時日。那是在參加一次詩獎評審的途中，他望向車外無謂地提起。觀音山的稜線在窗外起伏游動，彷彿在鑑照他的內心。我無言以對，自己長期受到風濕的纏繞，已學會與之共存的方式，因此也認為他與肝病應該能夠彼此相處。每次重逢，我可以讀出他神情的倦態。然而，他從未有絲毫放棄的意念。一九九七年冬天，他邀我前赴參加花蓮文學會議。會後，他驅車載我到東華大學的宿舍。我再次看到了充滿生命力的吳潛誠。
　　花蓮的海岸與山脈，隨意藍著，隨意綠著。我也看到他隨意說這說那，頗為自得。選擇在台灣的一片寧靜沙岸定居下來，似是他那時候的心願。他甚至也邀請我到花蓮，能夠再次對談詩與政治。鎖在後山的天地，他並非有不如歸去的興嘆，而應該是更為投入的深層暗示。他把莎士比亞、葉慈帶到那有著精礫頑石的海岸，也把他的人文胸懷攜到荒蕪未闢的山谷。在花蓮的三年期間，我不時可以看到他活躍的影子。如果在後山的莎士比亞戲劇演出獲得喝采的掌聲，我寧願相信，那是對他的肯定。
　　去年十二月，我邀他到靜宜大學參加台灣文學會議，並且為我的論文講評。會議進行時，我看著他的側影。倦容滿面，但是討論時卻又生氣勃勃。難道沉重的台灣繼續在傷害他？在生動的發言中，他仍然旁徵博引，仍然聯想豐富。對於美學的要求，學術的紀律，他絲毫也不肯妥協。他對台灣文學的期待，猶似他鑽研愛爾蘭文學之專注。正因為如此，他批評我論文的一字一句，至今仍存在我心底。
　　一年又將過去，二十世紀也即將過去。就在十一月三日深夜，我在高速公路驅車南下，突然接到鄭炯明的傳呼。我停在關西休息站回電，鄭炯明以低沉的聲音告訴我：「吳潛誠病逝了。」一時之間，我無法接受這個消息。瀰漫性肝癌奪走了他的生命。佇立在夜裡寒風中，我想起西雅圖的浪跡歲月，想起在花蓮的相偕聚談，想起在幾次會議中的對話，彷彿那些親自經歷過的事情都成了虛構。這幾年來，我南北奔波，過著寂寞的日子，並且也穿越許多傷害，但是都克服下來了。接到他離去的消息，竟然有著強烈被擊敗的感覺，不禁淚下。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吳潛誠告別人間，才正滿五十。負載在他思考中的台灣，帶來無盡的折磨與凌遲。然而，他是那樣心甘情願，甚至是甘之若飴。現在再也沒有什麼可以搖撼他、驚動他了。反而是他留下來的，猶待我去探索追求。置在我書桌上的一本書，正是他研究葉慈的成果《航向愛爾蘭》，航向愛爾蘭，是他為我留下的奧祕隱喻。我也航向吳潛誠，就在此刻，就在今夜。



原載：《文學台灣》，〈吳潛誠紀念專輯〉，33 (2000.01): p.167-73。
轉載業經《文學台灣》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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